明清帝国的对外开放与闭关锁国-钻石棋牌

       ……但浙江的文武官员过于天真。事实上，英国船在摆脱了清朝海防的尾随之后，不仅没有南下广州，反而继续北上。7月10日，它已经到达天津海河的入海口附近。……这一次，英国人却是幸运的，事情的转折就出现在这位赵之瑛身上。听完洪任辉的叙述之后，赵之瑛告诉他：如果他再像在舟山那样，希望依靠正规渠道将信递上去，那么信一定会被序列上的某位官员截住。作为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他对这个体系的弱点一清二楚，事情的关键在于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让天津本地的官员都知道有一位洋人来告状，并且还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别人也已经知道了。只有这个消息传达到位了，官员们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上报，洋人的告状才有可能成功。……英国人凭借一己之力，终于突破了中央帝国重重的信息屏障，将海关腐败的消息传递给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乾隆皇帝本人。
       准噶尔的存在影响了清朝自康熙皇帝以来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的政策。康熙皇帝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就有做一定让步、腾出手来对付准噶尔的考虑。康熙皇帝战胜了准噶尔大汗噶尔丹，但准噶尔依然有给清朝制造麻烦的实力。雍正时期同样为了对付准噶尔，对俄国采取了软化的政策。乾隆时期终于抓住机会平定了准噶尔，形成了清朝辽阔的版图。但此时，清朝与俄国的关系已经在两次条约（《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中确定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随着清廷收复台湾，康熙皇帝改变了之前的海禁政策，采取允许贸易的姿态，开放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个海关，与海外做贸易。
       这项政策对四大海关的影响各有差异，最终，海外贸易大部分向广东倾斜，其余三个海关并没有形成气候，原因之一在于贸易不便。葡萄牙人从明朝开始就借居在澳门，这给海外商船提供了便利——其他地区最初不允许海外商人居住，他们只能首先到澳门停留，再进入广州开展短期贸易。而其他海关没有形成便利的条件，加上有的距离产地较远，不具备金融条件，或者位置比较偏僻，官员没有理解海外贸易的重要性而采取了抵制的姿态，等等，最终没有形成贸易港。
       从西方商人的角度看，广州海关最初虽然提供了贸易的便利，但随着岁月的增长，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导致弊病重生，不仅关税奇高，并且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各种互相矛盾的指令让海外商人处处受到刁难和盘剥。
       首先，船到澳门之后，必须先找中国官方认可的引水员，由他报告驻于澳门的同知（属于清朝的官员），请求他开出印照，注明引水员的名字和船只名称、人数等之后，才能获准在引水员的带领下进入珠江。在虎门，船只在这里接受丈量，按照船只大小缴纳一笔数额巨大的费用——船钞。这笔钱只与船只大小有关，哪怕是空船也必须缴纳。
       其次，商船开往广州黄埔，在这里，船上的负责人（称为“大班”）谒见海关监督，并与十三行的行商联系。外国商人不得自由买卖商品，必须在十三行中选取一家作保，这一家也就成了这艘船的保商。保商不仅完全包揽（或分发）这艘船的买卖，还负责担保这艘船的所有人和事，一旦船员出了问题，政府往往重罚保商，当然，这笔钱最终还是要找商船来付，因为保商会设法把费用加入货价之中。
       保商将船上的货物卸入自己控制的仓库之中，理论上，这些商品一旦进入仓库，外国商人就不能够再接触它们了。如果保商自己货源不足，便再联系其他行商，组成一个财团，向这艘船供货，并买走船上的物品。大部分情况下，一家保商不足以对接整艘船，往往需要组成这样的财团来集体协作。
       另外，对于清政府来说，保商更重要的任务是负责帮助商船缴税。也就是说，除了最早的那笔船钞是由商船直接缴纳给海关监督之外，剩下的税款（包括货物税和其他苛捐杂税）都是先由保商代缴，等商船上的货物卖掉后，再从货款中扣除，代缴的费用归还给保商。这样的做法使得政府一开始就拿到了大量的税收，而不用管实际销售情况。
       除了各种苛捐杂税之外，外国人还对清朝各种限制他们人身自由的规矩感到忍无可忍。这些指施不是一时形成的，事实上，在康熙时期并没有那么多规矩，但随着管制的加强，各种因时而变的陋规得不到清理，就变成了永久性的规则。
苛捐杂税：
1.买卖中每两银子抽三分九厘的“分头银”。
2.分送给大大小小官僚的“规礼银”。
3.为抵消银钱熔铸和运输损耗而支付的平余和加耗。
4.由海关监督收取的担规，每一百斤货物收取白银三分八厘。由于俸钱不高，皇帝默许其收这笔钱补贴家用。
5.其他劳务人员的俸钱。
       上述三次贸易让英国人意识到，在宁波，当地官员是非常欢迎海外贸易的，因为他们可以从贸易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但整个东南地区已经在广东的阴影之下（闽浙总督不断提高宁波本来较低的关税），这可以从两任闽浙总督的履历和立场中看出来：第一任虽然在浙江当官，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维护广州的利益，而第二任甚至就是直接从广东调任过来的。因此，英国人认为，广东官员在沿海地区已经只手遮天，甚至可以左右皇帝获得的信息，让他错误地下发对广州有利的命令，再由广东官员进行事实上的垄断。
       浙江这三次外国商船贸易的大班都是洪任辉，他见证了宁波贸易的整个过程。到了第四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当宁波果不其然地拒绝贸易时，洪任辉想到了唯一能打破广东人对贸易垄断的方法：告御状。
       他一定要让皇帝知道真相，知晓这些广东官员如何将帝国的资源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放弃了最佳的商业机会。他相信这样的贸易体系是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的，不仅外国人受不了，就连广州的行商也受尽盘剥，不时地出现破产。而其他地方的官员和百姓也渴望着贸易，只是被专横的官员压制了。这些高层官员串通一气，欺上瞒下，造成的损失却是由帝国和大多数百姓负担。他相信皇帝知道真相之后，一定会主持公道。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英国人成功地把消息传递给了皇帝，皇帝下令彻查。
       英国人曾经认为，皇帝不会愚蠢到禁止一个港口的贸易权，一定是下面的人瞒着皇帝，或者欺骗了皇帝。但事实上，这的确是乾隆皇帝亲自下的旨意。
       在洪任辉第一次前往宁波之后，闽浙总督就上奏了皇帝。但他并不是站在浙江人的立场上促进贸易，而是指出英国人前往宁波是为了避税，因此,为了整个帝国的税收，应该禁止英国人在浙江进行贸易。
       皇帝见到汇报后，也觉得英国人太狡猾。但他并不想明令禁止在浙江的贸易——自从他的爷爷康熙皇帝规定了四口通商之后，这项基本政策就没有改变过。他的做法是：一方面，提高浙江的关税，将浙江的关税提高到广东的两倍，让外国人无利可图；另一方面，他授予两地的总督和海关监督更加灵活的手段，让他们可以自行其是地采取措施，从事实上禁止外国人的贸易。
       当朝延想要禁止某件事情时，往往并不需要出台明文规定，而是通过官僚集团的配合，出台各种限制措施（往往是以“对国家和百姓负责”为借口），造成事实上的“此路不通”。外国人显然理解不了清廷规章的博大精深。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也决定了当下级官僚领会皇帝的意图之后，会立刻不择手段地层层加码。在这件事情上，两广总督在没有出台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要求英国商人不得前往宁波。由于英国人不熟悉中国的国情，坚持去往浙江贸易，闽浙总督又不得不出面，还是不出台明文规定，只是在口头上赶走英国人。英国人的第一个愿望落空了。他们希望皇帝是开明的，阻挠贸易只是下级官员的错。但禁止他们前往宁波进行贸易，的确是皇帝的意思，只是皇帝希望通过软性手段完成，而下级官员更加蛮横一些罢了。
       12月9日，法兰西、丹麦、瑞典和荷兰人在英商馆开会，一致抗议12月6日总督对洪任辉的宣判。但由于这是皇帝的本意，抗议无效。洪任辉被监禁在澳门一里格（葡制长度单位，一里格约等于六千米）内的地方，乾隆二十七年（1762）11月期满后被驱逐。更不幸的是刘亚匾，不管他是否代写了诉状，但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却被扣上叛国的罪名，被皇帝亲自下旨杀死。按照英国人的记载，他们给刘亚匾的遗孀和孩子送去三百两银——他是无罪的，只不过和商馆发生过交易而已。
       此时，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与他的爷爷康熙完全不同的乾隆皇帝。康熙皇帝曾经对外国人的军事技术、民用科技和医学赞叹不已，总是想着怎样利用这些先进的技术为自己服务；而乾隆皇帝却是一个对海外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只想着如何彰显帝国广大的人，他缺乏好奇心，却又想控制一切，这一点官员们是一清二楚的。
       处于事件中心的两广总督李侍尧显然是最了解皇帝的人。借着洪任辉事件，他乘机上奏，提出了一共五条防范外夷的规条，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防夷五事》。这些条款并不是全新的，在之前只是没有形成文字规定。但这一次，皇帝借着李侍尧的上奏将条款下发。再加上严禁外夷赴宁波通商的条款，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口通商制度正式启动。
       洪任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指望向皇帝告状来放松贸易管制，减少制度（陋规）对贸易的限制，以为这是对两国都有利的事情，他的努力确实获得了皇帝的回应，但回应的结果，却是使事情变得更糟，中央帝国也变得更加铁板一块。
       洪任辉告状的内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外国商人对于清朝的贸易规章已经忍无可忍，可官员们却认为有问题的是外国商人，而不是伟大的制度。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双方的统治哲学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政治和司法是结果制的，而清朝的政治和司法是过程制的。
       两种统治哲学最大的差别体现在政治成本上：西方的结果式哲学虽然削弱了政权的控制力，却不需要太多的官员，政府机构也较为简单，行政成本比较低；清朝的过程式哲学会产生强大的控制力，必须有一个复杂且庞大的官僚集团来控制社会，而社会为了养活这个官僚集团，必须付出沉重的税负作为代价。
在对外贸易方面，两种统治哲学有着更多的碰撞。西方式哲学只强调结果，也就是说，除非是战争时期或者司法另有规定，大部分情况下，商业船只可以自由往来于各个港口并进行贸易，当地政府享受税权，只有人员违法时才能介入。而清朝时期的政治哲学却要求政府管理商业的方方面面，避免出现任何事故。从船只入港开始，官员们就必须将船管理起来，与此同时，政府还必须将船上的货物和人员都纳入管理，为了管理船、人和货物，必须建立起庞大的影子体系，船只的管理归属海关监督，而货物则交给了行商处理，让行商成为政府管理的延伸。由于人员更加难以管理，于是干脆禁止他们在港口停留，只有商船负责人可以下船，在特定区域暂住，普通水手则连下船的权利都没有。由于管理系统过于庞大，为了养活管理人员，政府就必须从贸易中抽取过度的税收。这些税收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正式官员，他们的成本被计入正税之中；二是正式官员之外，还有各种买办、书办、掮客等，他们的工资是无法列入正税的，因此政府只能默许一个庞大的影子税收体系存在，这是一个灰色的体系，它吸纳的财富甚至高过了正税。于是，清朝的过程式管理意味着大规模的苛捐杂税，这却又被政府看成是合理的；而彼时西方的结果式管理却没有这样的需求，没有这么强大的影子税收体系，也没有如此多对人身和财富的限制。这一切，都让西方商人感到陌生和不适应，但不管他们如何抱怨，东方的统治者只看到了制度的合理性。
       本书就是追溯从地理大发现到1840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闭关锁国的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而这里所讲的洪任辉的故事就是最重要的节点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表面上还存在多口竞争的贸易制度，只是随着制度的僵化，贸易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此之后，清政府放弃伪装，将原本扭扭捏捏的软性禁止变成硬性的规章，闭关锁国终成国策。
       事实上，历史曾经也表现出带有希望的一面，那就是，中国的确对西方的到来和地理大发现做出过反应，甚至是善意的、进取的反应，它也曾经接纳过西方的思想、科学和商业，也有不少人认识到西方的先进性。可是，不管有多少机会在眼前，由于制度惯性，到最后都只能走向一个结局：重新封闭，更加封闭，一次次封闭。
       1518年，佩雷斯的弟弟西蒙·德·安德拉德率领四艘船前往中国，准备迎回皮列士。事实上，广州已经三次上奏给皇帝，皇帝对于这位来自未知之地的使节也非常重视，每一次都会派人询问，时间在消息的三来三往之间就耽搁了一年。皇帝之所以反应慢，还和当时国内状况有关。葡萄牙人来的这段时间，恰好国内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导致帝国的精力无法聚焦在葡萄牙使节身上。
       此时明朝的皇帝是喜欢晏游的明武宗正德皇帝。就在葡萄牙人到来后的1517年，被称为“小王子”的鞑靼人首领从北方来犯，明武宗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御驾亲征，击退了对手。这件事让武宗兴奋不已，从此爱上了四处巡幸。……1519年，武宗又想南巡，被大臣劝阻。由此，葡萄牙人到来的消息就在不固定的行在和广东之间传来传去。
       ……在南京时，皇帝对皮列士和火者亚三是宠幸的，可是到了北京却突然严厉起来。问题出在最伤皇帝自尊心的朝贡信的格式上，这让皇帝怀疑皮列士到底是不是真的使节。
       皮列士带了三封信前来，第一封信是葡萄牙国王写给明朝皇帝的，第二封信是第一支舰队指挥官佩雷斯写的，第三封信是广东总督写的。广东总督在信中提到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马六甲，在广州时的态度也很好，希望得到一座商馆——要求不算出格。
       问题出在前两封信上。其中第二封信还像是外国小王进贡大皇帝的语气，显得极其谦卑，有称臣纳贡之风。但第一封信的语气却极为傲慢，看不出对中国皇帝的尊崇。
       其实问题就出在翻译上。第二封信在广州就翻译成了汉语，相当于中国翻译按照中国的朝贡信格式重新写了一遍，将葡萄牙人的傲慢都“过滤”掉了。但葡萄牙国王的信是密封的，直到北京才拆开解读，并无“过滤”。皇帝感到丢了面子，于是对葡萄牙人冷淡了。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就在皇帝不知如何处理葡萄牙使节时，南方又送来了两封信。其中一封还是江南道御史写的，这封信补充说，自从使节离开后，葡萄牙人在广州及其海口霸道蛮横，无恶不作。第二封信更加麻烦。马六甲是明王朝的进贡国，按照规矩，明朝廷有义务保护马六甲的领土完整和国王世系。这封信动情地控告了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所作所为——他们用大炮强行占领港口，并驱逐了国王。在信中，马六甲国王请求明朝皇帝主持公道，惩罚葡萄牙人。又正值正德驾崩、嘉靖上位，一场针对葡萄牙人的驱逐活动由此展开。
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从葡萄牙船上的中国人那儿学会了造炮。从此中国的海防开始了火炮化。
       正是蒙古统治者给东西方带来的不同影响，决定了未来世界的走向：一方面，欧洲被蒙古统治者打开了视野，采取了更加充满野心的商业政策，变得越来越有好奇心和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却随着明朝的统治，建立了以排外和稳定为基石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必然压制人们的好奇心，剪灭新思想，从而造成中国人内敛的性格，这种性格影响了未来数百年的中国。
       在这些熟悉的事实之上，却又有许多我们不熟悉的情况：郑和的船队规模虽然如此庞大，却并非以促进贸易为目的，而是代表了明朝对民间航运事业的收编。
       郑和船队的造船技术并不是在明朝时期积累的，而是来自宋元时期的民间技术。皇帝建立如此庞大的船队，只是利用了现成的技术。但同时皇帝又做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借助建立国家船队的机会，限制民间造船，并推出了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中国造船业的衰落。海禁之后，由于民间被限制，他们最多只能建造前往东南亚的小船，这就造成了中国造船业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突然衰落，再也无法与西方相提并论。
       同时，郑和船队还显示出另一个弊端——这样庞大先进的船队却无法产生利润。郑和出海，更多是为了完成朝廷的任务（耀兵），以及满足他们对于部分奢侈品的需求。由于缺乏民间的配合，这样的任务是无法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的。从长期来看，这样庞大的船队如果无法实现商业上的自给自足，政府是供养不起的。对于郑和的航海，朝野的意见很大。
       郑和船队对于民间的打击，还在于对海外华人势力的镇压。早在元末明初，海外华人已经在东南亚形成了类似城邦的组织。元朝末年，中国人开始了一次大移民。当时这里恰好处于一个政治真空期，陈祖义等人得以将之变为华人在海外的根据地。这本来是一件对华人和传播中国文化都有利的事情，但明朝对于海外华人势力并不欣赏，反而是防范的。明成祖时期派出大量的使节前往海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海外华人与国内人员联系，以免给帝国制造麻烦。……陈祖义被郑和带回，皇帝下诏将其杀死，同时宣布设立一个名义上的机构，叫作旧港宣慰司，任命与皇帝合作的华人担任名义上的官员。
       这种对海外华人领袖的屠杀，表明了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真实意图，那就是明朝皇帝为了垄断权力而派遣郑和去剪灭海外的华人势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经济的衰落和中国航海业的一蹶不振。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曾经一度落后于东南亚、印度、波斯等地区，从唐朝开始追赶，经过宋元几百年的积累，最终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却在明朝皇帝治下，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退化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也就是说，当明朝限制百姓发展航海经济之后，其经济的衰落是造成中西换位的关键原因之一。
       不过皇帝却认为，中国人可以离开外国人的商品，可外国人离开了中国的商品就会死掉。为了表现皇帝的强大和仁慈，不让外国人横死，必须给海外贸易留一个小口，即使团。但皇帝并不认为外国使团是来做买卖的，他们到来唯一的原因就是仰慕帝国，是前来朝贡的。朝贡自然就要带礼物，因此，所谓“货物”，其实只是给皇帝的礼物而已。而皇帝则在收到贡品后，回赏给这些使者大量的钱财，甚至是原价的数倍，远比他们通过自由市场买卖赚得更多。
       在皇帝看来，外国人到来只是进贡并领取赏赐；但在外国人（特别是那些加入使团的商人）看来，这是中国特有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虽然古怪，获利却更丰厚。在整个过程中，唯一亏本的是明朝，因为在这样的贸易方式下，外国使团每带入一份贡品，明朝就要付出数倍的赏赐。
       这样的政策看上去是聪明的：既满足了外国人的贸易需求，又满足了明王朝的面子。但这项政策的副作用也非常大，给外国人留下了不少钻空子的机会：
       第一种，是将一个国家拆分成多个国家，分别进贡，以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在这方面，中亚帖木儿帝国的继承人沙哈鲁就得心应手。他推翻了帖木儿的政策，改为与明朝和印度交好，用派遣使者的做法代替战争。他曾经向中国派出使者达十次之多，也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的“赏赐”。
       第二种方式叫作依仗武力年年派团，多多益善。善于利用这种方式的是北方的蒙古支系瓦剌政权。随着蒙古黄金家族的衰落，其旁系瓦剌人兴起，成为明朝的大敌。有了朝贡的空子可钻，瓦剌的王公贵族们便争先恐后地向明朝纳贡，用不值钱的东西换取皇帝的赏赐，并逐渐发展成类似于勒索的形式，瓦剌人的朝贡队伍也越来越庞大。（土木堡之变）
       第三种做法叫作走私。最熟悉此道的国家是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型国家，能够拿得出来的商品只有工艺品、木材、刀具等少量物品。而明朝最欢迎的却是东南亚的奢侈品，对日本的商品本就不感兴趣。同时，日本还是一个擅长贸易的国家。明朝限制日本人到达的港口数量，还限制贸易次数，这根本满足不了日本商人的需求。由于正常的贸易被帝国政府的粗暴规定打断，日本随即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展开了贸易和海盗攻势，中国进入倭寇频发期。
       在重重制度之下，明朝官方的对外贸易一直是赤字，每朝贡一次，就意味着皇帝必须“援助”给朝贡团更多的钱财，这也导致皇帝完全没有动力发展海外贸易。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集权的两个朝代是明朝和清朝，但这两个朝代又是有区别的。清朝时随着密折制度的建立，以及皇帝对于各种事务事无巨细的干预，加上“文字狱”的兴起，使得地方官员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决定权，必须事事上奏皇帝。而明朝虽然在太祖时期实行了严格的政治集权制，但是这种政策带来的危害在太祖朝就已经显现，并在太祖死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之后的皇帝很少拥有完全独裁的权力，这给地方官员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而地方官员为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对过于干扰民间的中央命令采取软性抵制的做法，保证民间经济一定程度上的合理运行。
       这种政治规律使得明朝时沿海地区与海外的交流（不管是人员交流还是物资交流）没有真正中断，只是不让皇帝知道罢了。
       在明朝，海外贸易一直有一个合法的中转站，那就是琉球。当时的琉球是一个处于明朝、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政权，这使它既通过朝贡获得了明朝的认可，也能够在日本获得一定的外交地位。福建商人在发现琉球的超然地位之后，也前往这里，建立了沟通东南亚、明朝和日本的贸易基地。从16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一个多世纪里，贸易成为琉球的国策。
       明朝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朝代：只重视农业，对于商业并不感兴趣。明太祖时，为了对付他最大的敌人张士诚统治过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地，针对这些地区制定了压榨性的农业税。由于农业税过重，这里的许多人都放弃了农业，改为经商，于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就在这个区域内发展起来了。这并不是政府的本意，而是极权社会的通病：当政府对于某些领域过于重视时，这个领域就会死去，而最发达的经济往往存在于被政府忽视的领域内。海外贸易上也是相同的，由于明朝政府不重视海外贸易，导致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依靠海外贸易起家的巨富。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得明朝社会很快就与海外的贸易社群有了更多和更加善意的接触。
       被迫离开广州之后，葡萄牙人选择继续北上福建和浙江。这些地方都有一定的商业规模和人口，但对于庞大的陆地帝国而言，又是非常边缘化的。葡萄牙人也并不想与帝国对抗，于是双方默契之下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到了贸易季，葡萄牙船只到达时，人们会在港口附近搭起临时性的棚子，各地商人带着货物和货币来这里进行贸易，一旦贸易季结束，他们就把临时性的棚子拆掉，不留下任何痕迹。
       葡萄牙人成了中日贸易的中间商。由于他们获得了日本的贸易许可，同时又能与明朝商人进行半地下的贸易，所以他们在中日之间建立了中转贸易：将日本的银锭转卖到明朝，将明朝的丝绸和黄金卖到日本。此时，由于明朝政府对银和铜的需要，日本已经开始逐渐扭转自己在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之前明朝看不起日本货，但由于明朝庞大的经济体需要货币润滑剂，日本的白银和铜成为大宗交易品。同时，由于中日之间剿灭倭寇的战争，双方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
       对于倭寇的担心，使得明朝政府内部产生了一批更加强硬的鹰派。他们不顾禁止贸易会带来的财政收入不足等问题，坚持遵守老祖宗的法度。当海盗强大时，官府的海军却非常孱弱。朱纨上任后，官军的势力得以重整，在一次行动中，将著名的走私头子许栋擒获。朱纨的声望由此达到顶峰。
       ……在朱纨等人的曲解下，葡萄牙人普通的贸易行为就这样变为由葡萄牙国王率领的人侵事件。如果得到皇帝的褒奖，朱纨会获得更多的支持来加强海防，宁波、泉州一带的自由贸易体系将彻底被切断。
       但在浙江和福建，当地的商人由于做不成生意，对他的意见很大。这些意见通过乡绅与官场的联结，最终传到远在北京的朝堂之上。朱纨的政敌陈九德乘机告了他一状，奏他滥杀无辜。如果不是当时的官场和社会之间还有制约作用，在他的严格执法之下，明朝的外贸将荡然无存。
       朱纨之死最大的影响就是让鹰派官员们彻底泄了气。他们再也不肯在海禁上下功夫了。而葡萄牙人的贸易方向再次发生了改变。由于朱纨摧毁了双屿、浯屿和月港的葡萄牙驻地，他们从福建和浙江又转回广州。一两年后，葡萄牙人已经在广东海岸找到了新的驻地，这显然是得到了官方的默许。……最后在嘉靖三十六年前后转移到了澳门。三年后，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建造高六七丈的教堂，异常壮观。之后澳门开始堡垒化，被明朝口中的佛郎机人据有。
       人们常常把嘉靖三十六年（1557）当作葡萄牙对澳门实行殖民式统治的开始，但此时的澳门更像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特区。在大多数情况下，葡萄牙人拥有的是居住权和贸易权，以及一部分“出于善意”而获得的司法权（外国人之间的案件），中国政府保留了行政权、大部分的司法权和军事权。因此，这样的澳门依然处于中国政府的管理之下，并非殖民地。
       澳门模式的创新是明朝地方政府、海外商人和国内的外贸势力共同寻找出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个并没有丧失主权的偏僻小村开辟出一片外国人居住地，以便于贸易。这种做法，促进了明朝后期的外贸发展。也正因为有了澳门的成功尝试，明朝末年才有信心打开一点点国门，迎来了一次思想、技术和商业的革命。
      隆庆元年（1567），随着明世宗嘉靖皇帝的去世，继位的明穆宗隆庆皇帝在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下，决定有限度地放开海禁。他采取的方法是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立一个贸易区，民间可以从这里出海，但政府保留征税权。
       这依然不是自由贸易，只是由官方主导的一次试验性活动。“隆庆开关”之前，明朝的海外贸易即便受到了政府的干扰，也依然是活跃的。只是由于贸易是在地下进行的，这个以农业税为主的王朝无法享受到商业税收。官方在无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开一道缝，把一部分地下贸易转到地上，从而可以从中抽税。
       开关后，民间船只如果参与对外贸易，需要向政府纳税，主要有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这几种。
       所谓“引税”，就是船只出海，必须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称为“船引”，购买许可证的费用就是“引税”，以筹措军饷。水饷和陆饷对应着出口税和进口税。水饷（出口税）按照船只大小来征收,由商船缴纳。而陆饷（进口税）则按照货物的类别和实际价值征收，由铺商承担。还有一些船出海时携带了货物，可回来时没有携带海外商品，只是带着赚到的白银（货币）。这样的船无法缴纳进口税，政府改征一种叫作“加增饷”的附加税。到了明末，随着美洲白银的发现，西方从明朝购买商品往往直接使用白银，而明朝的出口远大于进口，导致大量白银的流入。
       西班牙使者从厦门返航时，陪同他们的明朝官员甚至指着某处小岛告诉他们，这就是留给他们未来做贸易的地方。这表明明朝政府是有意授予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同样待遇的。而西班牙人就要得到贸易港时，林凤偷偷造了三十三艘小船逃走了。由于西班牙人没有完成剿匪任务，王望高不敢再继续带西班牙使者回福建，于是这段接触告终，没有任何结果。
       虽然当时西班牙人在国内不为人所知，但他们在美洲开发的一种商品却人尽皆知——白银。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波托西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银矿，这些白银除了流回欧洲之外，大部分都跨越大西洋送往中国。由于西班牙在中国国内没有贸易点，他们在菲律宾的殖民地就成了中国商人最常光顾的地方。隆庆开关后，中国商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带着生丝等商品前来贩卖，并将一船船的白银运回国。根据估算，明末从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促进了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
       ……无法获得澎湖贸易权的荷兰人占据了更加遥远的台湾。从贸易上来说，荷兰人是比葡萄牙人更好的贸易伙伴，买卖公平，普通中国商人更乐于与他们做生意。但荷兰人之所以没有像葡萄牙人那样获得贸易基地，在于他们过于强硬和直爽的态度，缺乏葡萄牙人的低姿态。虽然葡萄牙人也曾经依靠暴力，但在最初的冲突之后，就学会了与明王朝打交道时更多地采取软性策略。荷兰人虽然过于强硬，但西方暂时还无力对抗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荷兰人被赶走并不意外。
       另外，明朝内部也有财政和军事官僚的对抗。财政官员往往允许通商；但军事官员往往是不妥协的，他们需要军功来获得晋升，而在明朝的老祖宗洪武皇帝的规矩里，拒绝海外商人，本身就是一种军功。这样的矛盾，导致中国在更高层面上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政策。
       在贸易中，中国本地商人大都是愿意帮助外国人的。政府动不动就给他们戴上“奸商”或者“奸民”的帽子，但其实他们只是普通的百姓，更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的规则，不愿意被朝廷管制。
       从明末的情况来看，政府还有足够的威望和实力与葡萄牙、荷兰相抗衡。正是这种均势状态，使得葡萄牙与荷兰也不敢像在印度、东南亚沿海那样进行血腥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是有可能产生一种较为中立的贸易规则的。这需要明朝政府有强硬的一面保卫领土，又有宽容的一面对待贸易，也需要民间学会与外国人打交道，尽量掌握对方的科学技术。
       在中国古代秦之后的历史上，政治哲学的发展出现过两大周期。第一个周期始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他创造了一种可以称为儒学的正统思想，对人的思想进行束缚。儒学宣称发现了一种宇宙真理，叫作“天”，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符合“天”的意志，任何违抗“天”的意志的人都是大逆不道的，而皇帝就是“天”的儿子，因此是人间的代表，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皇帝。通过这一套理论，汉武帝完成了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管控。但到了魏晋时期，人们为了反叛这种管控，寻找到“无”这个概念：世界上本没有“天”这种宇宙真理，一切都只不过是“无”，因此，人们不需要遵从外在的约束，只要追随自己的“思考”（思辨）就可以。“无”和“思辨”就是玄学的核心。外来传入的佛教中“空”的思想之所以如此容易地被人们所接受，就是有“无”做了铺垫。
       明朝处于中国大一统哲学的第二个周期，这个周期始于宋朝，人们又构建了一个宇宙真理，叫作“天道”，并宣称人类的价值就在于符合“天道”。当然，最后天道在人间的代表依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它控制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宋朝创造的道学（理学）只是理论，但到了元明时期，这种理论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思想，于是就将整个社会格式化了。
       与第一周期一样，有格式化就必然有反叛，明朝中期（恰是葡萄牙第一次派使节的时期）的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就是这样的反叛。王阳明本人对明朝的贡献主要是军事上镇压了宁王反叛，但他对后世的贡献则是发展出一个哲学流派——“心学”。他首先否认了“天道”的存在，反而求诸人的内心，认为即便有真理，也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人们不需要外在的天道，只需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行。这就把制度强行束缚人的合法性去掉了，政权不代表对错和真理，人类心中的那团火才是对的，才是真理。
       王阳明的心学把选择权还给了每个具体的人，对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明朝南方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摆脱政治压迫的世俗化风潮，以泰州学派的王艮和李贽等人为代表，发展出一种完全符合市民阶层的世俗化思想；其次，人们不再随政权的起伏而悲伤欢喜，更加愿意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否定那些外界强加的约束。但王阳明的心学发展到最后也庸俗化了。它表现在：人们对于外界的事物漠不关心，处处求诸内心；对于政治、社会都不感兴趣，只关注自己的享乐，享乐主义风潮也起于此。
       作为对阳明心学的部分纠偏（甚至是反叛），明末兴起了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实学派。事实上，实学派和阳明心学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他们也和王阳明一样反对腐朽僵化的道学。但他们也反对阳明心学只求诸内心而忽略外界的倾向，认为应该学习更加实际的事物（实学），去与那些不好的现象作斗争。这些人强调保留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哲学。
       利玛窦之所以能够进入北京，与他采取的一个非常务实的策略有关。那就是他在肇庆时期制定的，首先利用科学思想来唤起中国人对思辨的兴趣，然后再说服他们“归附”的策略。
       在利玛窦进京时，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理论正在形成，但笛卡尔出生没几年，牛顿还没有出生。因此，利玛窦时期的学问依然属于经院哲学体系下的自然哲学，或者说，更多的是从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学来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科学、哲学、宗教是不分家的。由于西方的经院哲学体系的发展，最好的学间已经集中在传教士之中，因此，当传教士向中国传道时，他们也就带来了欧洲最先进的科学。
       利玛窦的智识传教策略，让他以京城为起点，建立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高层友好网络，再利用高层资源在大众中传播天主教。他强调摒弃“欧洲中心主义”，尽量少利用澳门的葡萄牙人资源；文化上要适应性渗透，也就是借助中国已有的概念来传教；同时还要尊重中国已有的一些习俗。比如，天主教要求只准拜上帝，不准跪拜上帝之外的人（包括父母）或物，但中国人有拜父母和祖先的习俗，利玛窦认为，既然中国人有这样的习俗，就必须尊重他们，将对父母和祖先的尊敬与宗教行为区隔开，将它们定义为世俗性活动，承认和接纳这些习俗。通过这种方式，大明帝国的皇帝、官员和百姓们都感受到，天主教不是来和控制他们的，而是来帮助他们的。在吸纳信徒方面,也不强调数量，而只看质量。发展信徒时，通过思辨性的真理来赢得他们的尊重，让其心甘情愿地加入。另外，传教工作需要花钱，以前的传教士发展新教区，都是从罗马方面要钱，而利玛窦更提倡独立，最好能在教区实现自给自足。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朝时期的人们并非是保守的：万历十一年（1583），传教士利玛窦才获准进入肇庆，而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后，已经有大批高官见识过西洋科学的迷人之处，他们把一位西洋人当作最珍贵的客人送到北京，同时在地方上，传教士们也展开了活动。只有看到了西洋知识如此快速地传播，才能理解晚明时期经历了一次多么重要的开放性活动。
       事实上，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明朝的有识之士你追我赶，仿佛要用最短的时间学习最多的知识，于是，就有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翻译运动。
       人类历史上的大翻译运动，最典型的是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他们疯狂地寻找所有的希腊、罗马典籍，如饥似渴地学习罗马人的科学、技术、艺术和修辞，首先将这些知识变成其基础学问，然后继续发展数学、修辞等学科，最终成就了灿烂辉煌的阿拉伯文明。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两次典型的大翻译运动。
       第一次是佛教典籍的翻译。汉朝时期人们思想僵化，需要新知识的指引，佛教和国内新兴的玄学互相激荡，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到底是佛教“空”的思想更有原创性，还是玄学“无”的思想更有原创性，只能说，它们几乎同时出现，并互相激励着对方，成为人们破除僵化思想的武器。
       佛教典籍对于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将思辨性注入人们的头脑之中，让他们学会了怀疑和推理，不再相信那些被人强加的教条。这种思辨性也有助于塑造唐宋时期的繁荣。
       但到了明朝，随着道学的僵化，人们再次需要一个新的契机来打破教条。仅仅靠内在的思想发展（王阳明的心学），不足以打破这个教条，恰好此时到来的西方科学提供了强大的武器，于是中国进入第二次大翻译运动。
       这次大翻译运动虽然不如第一次有名，但成果非常显著。人们常说，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中国几乎接触不到真正的西方科学，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在晚明时代开始的大翻译运动，几乎将所有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都引人了国内。这次引入是如此彻底，不仅翻译图书，而且每一门学科都有人去研究并转化为真正的知识。也就是说，他们是带着学习和阐述的目的去翻译的。
       在利玛窦开辟道路之后，西学成为潮流，大量介绍神学、地理学、几何学、机械学的书籍得以进入中国。在这个西学东传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西学三杰”，他们是后来担任内阁次辅的徐光启、曾任监察御史的杨廷筠，以及曾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而在编纂书籍方面，又以李之藻涉猎最广，他或参与编译或校刻了多种学科的书籍。
       大翻译运动一直持续到清初，随着西方各种科学门类都被介绍进来才告一段落。按照中国第一次大翻译运动和阿拉伯的经验，当翻译告一段落之后，接下来就应该是人们学习和运用这些翻译成果，发展新的科学的时候了。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明朝大翻译运动和之前的翻译运动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它没有产生后续的成果。
       作为中央帝国，中国社会内部往往有着强烈的保守倾向。历史上的历次开放时期，也往往会响起质疑的声音，那就是：外来的知识和信仰会不会冲垮中国社会？
       在历史上，佛教到达中国后也有一个快速的传播期，在这个时期，大量文人墨客热衷于谈“玄”论“空”，海量的佛教经典被引入中国。佛教的传播比天主教的传播更加广泛，也更加深入。在南北朝时期，不管是南朝的梁武帝，还是北朝的北魏，都有过彻底信奉佛教而抛弃儒教的时候。
       但就算这样，佛教最后在中国的结果是怎样的？首先，佛教从来没有完全取代儒教成为社会的基础信仰，到了唐朝，虽然佛教由于更高级的思辨性得到唐朝皇室的青睐，皇帝们把大量钱财投入佛寺之中，但真正统治中国的依然是儒教的官僚体系。其次，佛教虽然无法取代儒教成为统治思想，却又是色彩斑斓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本土化后，它已经成为人们信仰的一个侧面，并增加了中华文化的厚度。（汉传佛教在大乘佛教引入后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并进一步深化了“空”的思想。汉传佛教的禅宗具有强烈的独创性，它减少了理论性，对繁复的印度佛教进行了大力度的削删，仅仅用少量的概念辅以思辨，产生出千变万化的结果。可以认为禅宗已经是中国自己的宗教了。）最后，佛教的存在甚至纠正了中国政治体系中一些无法解决的痼疾。中国进入大一统社会之后，最大的问题是集权过度。在其他国家，皇帝或者国王的意志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大部分言行不会影响每一个具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比如在英国，由于社会的多元化，商人有商人的目标，科学家有科学家的目标，国王有国王的目标，国王的决定不会干扰科学家的研究，也不能妨碍商人和贵族赚钱，这种多元化目标的存在，使得社会足够稳定，也能避免一个不合格的国王带来颠覆性的影响。但在中国的集权社会中，皇帝的意志具有决定性，其命令可以通过层层传达和压迫，让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完成皇帝的目标，而一旦皇帝的目标错了，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产出了。佛教的存在，让一部分人除了信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外，还意识到其他目标的存在，并拥有了一定的独立人格和自立性，从而避免皇权的过度侵蚀。
       通过佛教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一种外来思想入侵中国之后，是不会完全取代原来的统治基础的，反而会增加社会的多元化，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因此，即便传教士们完全以自己的目标为导向展开行动，也必然只会有较少一部分人信奉天主教。中国的统治基础只会在原来的轨道上进行一定的修正，这些修正是有利于社会的多元化和柔性稳定的。另外，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又可以促进中国的知识进步，甚至有可能开启一次知识的跃迁。
       在明末，徐光启等开明官员的志向并不仅仅在于引入西洋的军事科技，他们试图引人的是所有的西洋科学技术，想做的是一次全盘的开放。
       对于一个后进国家来说，新技术引进后，首先会应用于军事方面，之后则必定向民用方向发展。在发展民用的同时，越来越多掌握了新技术的本地人将逐渐取代外来人，并成为技术人员的主流。这时候技术才算是彻底落地。
       西学传入明朝也符合这样的特点：传教士们首先在军事上帮助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火炮对抗女真）。虽然明朝对于西洋军事技术的应用没有获得最佳效果，却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各方面的西方技术感兴趣。因此，明朝对西方其他科学的引入虽然比军事科技稍晚，但其又和军事技术平行发展，甚至在军事技术的引进中断后依然存在。
       但不幸的是，中国打开视野，恰逢明朝的财政和秩序已经无法维持的时期，这时候的皇帝就像个缝缝补补的裁缝，即便有远大的理想，也无法实现。更何况崇祯皇帝还是一个刚愎自用、对下属充满疑心的人。
       关于传教士制定的西历，在明朝的结局的是：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又出现了一次日食，这次依然只有西局一家的预测准确，皇帝这才下令采用西局的历法。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行，明朝就在第二年灭亡了。王朝更替的节奏超过了科技传播的速度。
英国贸易的几个特点
       首先，在17世纪，“自由贸易”这个概念并非主流，当时最主流的做法是特许权制，也就是一个国家对在某一个地区的贸易只发一张牌照，只有拿到了牌照的这家公司进行的才是合法贸易，其他都是非法的。这样的做法是典型的垄断，而不是自由贸易。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兰西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垄断公司之间还存在竞争，政府的牌照只能限制本国公司,而不同国家之间的公司就是赤裸裸的竞争，甚至不惜上升到使用武力。最后必然是凭实力与合纵连横说话：英国将法兰西东印度公司排挤出印度，同时又和荷兰互相承认对方的垄断区域，荷兰占据印度尼西亚，英国占据印度。这些做法都是带有强迫性并排斥自由贸易的。
       其次，虽然带有强迫性，但贸易本身又的确对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有利的。我们除了看到它的强迫性和垄断性之外，也要看到它的不可避免性。事实上，所谓“自由贸易”是人们意识到垄断的问题之后才逐渐出现的概念。如果没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等组织的尝试，也就不会有自由贸易的诞生。我们在下文还可以看到，与中国贸易的英国船中，在一开始是公司船占大多数，但也有部分私商的船偷偷前来，也就是说，英国人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彻底消除自由贸易。到后来，私商的船越来越多，超过了公司船，甚至达到公司船的两倍之多，最后英国人发现垄断贸易是不行的，才被迫废除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
       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实行垄断的时期，是带有武力和行政色彩的。这家公司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慢慢地在印度建立了一个类似于政府的社会管理组织。这个组织不断变大，最后形成了一家公司控制一个国家的奇景，并取代了原来的莫卧儿王朝。这样的结构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已经不可能再重现了。这种公司给英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于是，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政府将印度的管理权从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走了。
       郑氏集团的创始人就是郑芝龙，小名一官，这个名字在明末的南方沿海地区极其响亮，即便是海外的商人也是谈一官色变。李旦是当时在日本最大的中国商人之一。一官投靠李旦，得到了他的信任，获得了一支几艘船组成的船队，以日本为基地开展远洋贸易，打通了越南和东南亚航线。
       ……天启五年（1625），闽南地区发生了一次大饥荒，导致许多福建南部的百姓向海外逃跑，寻找活路。一官由于有船，将大量百姓送往海外和台湾地区，由此带来的财富和人员让他的队伍得以迅速壮大，两年后已经拥有数百艘船。
       一官的行为遭到福建官员的打击。但官员们单凭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剿灭他，于是开始寻找海外力量对付他。由于一官往台湾移民影响了荷兰人的利益，因此，为了打击他，明朝的官员不惜试图与占领了台湾沿海地区的荷兰人做交易。但这次联合没有得到荷兰人的回应。
       一官之所以能够做大，与他的名声也有很大关系。他除了英勇之外，还足智多谋，分赃时非常慷慨大方，善于收买人心。在击败了明朝朝廷的舰队、兼并了其他海盗之后，他已经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霸主，甚至侵入内陆，最多时能够指挥一千艘船。
       明朝官员的选择也并非不可理解：这时候的郑芝龙（一官）势力与明朝的对峙已经很像宋初越南独立时的局面。在唐朝之前，越南北部属于中国,但是随后几个军阀乘五代内乱之际宣布割据。北宋统一后，朝廷无力将越南北部的军阀剿灭，从此之后，越南北部就真的独立出去了。郑芝龙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明朝无力剿灭，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他必将在政治上具有更强的独立性。而一旦他在海外找到了陆地上的根据地，就将更加难以制衡。但如果超越单一政权的角度来考虑，郑芝龙的存在对于整个华人世界的海外贸易又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样一个巨型集团，是比明朝更加灵活的海洋力量，足以与西洋势力竞争，甚至有可能胜出。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海洋特征的政治势力。
       幸运的是，在明朝，沿海地区的官员一直有敏锐的嗅觉，当他们意识到法打败这个巨大的海洋集团时，立刻采取了招安的做法：只要郑芝龙承认明朝的领导角色，那么可以给他一定的发展空间。
       崇祯元年（1628），右佥都御史熊文灿到福建担任巡抚。熊文灿是一名灵活和机敏的官员，虽然在后来遭受了巨大的非议，但在治理福建期间可以着到其开放性。他到福建后立刻意识到一官的巨大价值，劝说一官投诚，封他为五虎游击将军。一官一方面继续向台湾移民，一方面帮助熊文灿剿灭其他海盜集团。崇祯八年，一官曾经的拜把兄弟刘香被剿灭，标志着海盗集团正式整合完毕。
       作为回报，熊文灿上奏请求解禁曾经因为海盗肆虐而封闭的海疆，鼓励海外贸易。这个时期，是一官与明朝关系最好的时候，这位原本可能建立独立政治势力的人，就这样被熊文灿纳入明朝的政治体系之内。
       一官得到的好处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崇祯六年（1633）的一次海战中击败荷兰舰队之后，他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霸主。由于是海商出身，他比谁都知道商业的价值，提倡自由贸易，通商范围远达南洋各地，将西班牙占据的吕宋、荷兰占据的巴达维亚、葡萄牙占据的中国澳门、马来半岛、暹罗、束埔寨、越南、日本都串联起来，如同一个巨大的输血系统，让商品如血液一样在广袤的海洋机体上流动。作为霸主的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可以对这些船只收税，同时，所有从他这里得到通行证的船只都可以获得他的保护。为了维持这种保护地位，他筹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是一支典型的多国部队，除了中国人之外，还有日本人、朝鲜人、东南亚人等，号称二十万人、三千艘船。这些船上装备着西洋火炮，表明了他对于技术从不保守和排斥。
       对于崛起的一官，荷兰、葡萄牙等海外势力也是畏惧三分，甚至比对明朝皇帝和官僚还尊敬。一官将大量百姓迁往台湾，想将占据了台湾南北沿海地区的荷兰人赶走，但没有做到。于是他改变策略，利用海上船舶数量上的优势，断绝荷兰在台湾的海外贸易。只要与印度群岛（印尼）的贸易中断，那么台湾对于荷兰来说就没有了价值。荷兰人最初没有意识到一官的强大，在随后的封锁战中败下阵来，几次海战的结果是荷兰人损失了八艘最好的船。
       一官的强大迫使荷兰人最终选择和解，每年向他缴纳大约六七千英镑的钱财，换取一官保证他们的贸易自由。之后，一官向台湾输送了更大量的福建移民，使得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大大加强，也为之后一官的儿子郑成功将荷兰人赶出台湾奠定了基础。
       此外，荷兰人与一官的和解也有助于海上贸易。一官保证荷兰人海上安全的同时，荷兰人也必须服从此前他们排斥的自由贸易精神。在这之前，荷兰借助台湾的中心地位，对其他国家和私人的海上贸易进行打击，特别是与吕宋和中国澳门有关的贸易。吕宋和中国澳门虽然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有关，但从这些港口出发的大部分船其实都是中国船。这些中国船之前屡屡遭受荷兰人的攻击，但此时他们只要加入一官的行列，持有一官的路票，荷兰人就不敢攻击他们了，只能放行。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日后的人们怎么评价一官，到底视其为海盗还是皇帝的官员，只要中国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集体，那么是足以抵御任何海外势力的。一官就是第一次整合力量的代表。
       到最后，一官的权威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荷兰人向一官派遣正式的使节，反而忽略了北京朝廷。这其中的原因让人深思，因为北京并不知道世界的规则，也对海外贸易反应迟钝，但一官是受海外贸易浸染的人士，他不仅尊重规则，还利用规则，也知道常驻使节的重要性，有利于双方的沟通和解决争端。就连中国的商人也更加遵从一官，而对皇帝有所轻视。我们可以预料，如果一官能够进一步成长为巨头，中国将出现第一个与西方接轨的地方政权。
       虽然一官并没有背叛明朝，但另外的机会来到了。李自成攻灭了统一的明王朝，只剩下南明这个偏居南方的小政权。而清朝的出兵更让中国进人改朝换代的阶段。当南京的弘光政权被清朝剿灭后，逃到沿海地区的唐王政权（隆武皇帝）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隆武皇帝本人对天主教和海外人士并不陌生，也并不讨厌，甚至有所指望，他的眼界是之前位于北京的大政权所不可比拟的。同时，由于缺乏武力，他只能投靠在沿海的郑一官势力，而郑一官对于海外贸易和海外规则的熟悉程度又是隆武皇帝无法比拟的。
       如果隆武政权能够站稳脚跟，那么，它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对西方世界友好、善于运用世界规则的汉人政权。此外，如果南方政权能够顺利地扩展到北方的话，整个中国可能会提早两百年进入变革的时代。
       但不幸的是，就在这时，一官退缩了。就像荷兰面对强大的法兰西或者德意志时无能为力一样，作为海洋霸权的郑一官对陆地军队充满了恐惧，他犹豫再三，试图保存自己的军事力量，不想全部投入抗清。
       一官开创的事业并没有随着他的被俘和死亡而告终，在他效忠于隆武皇帝的时候，他的长子郑森被隆武皇帝赐予朱姓，改名成功，这位郑成功后来在南方被称为“国姓爷”。一官投降清朝时，他的长子郑成功坚决反对父亲的投降政策，没有随父亲前往清营，而是逃往金门。在随后的几年，郑成功南征北战，不仅要与清廷周旋，还必须与各种残明势力合纵连横。
       为了对付郑成功，清廷采取了禁海和迁界的策略。人们在追问明清的闭关锁国策略时，往往希望能够找到源头。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自古就有闭关锁国的倾向，比如明初就有海禁政策，但随着明末开关，中国一直是朝着越来越开放的方向走去。那么，这一轮的开放又是在什么时候被逆转的呢？
       逆转就发生在清朝与郑成功的战争之中。郑氏集团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较为开放的政权，也有着巨大的弱点：它是一个基于海洋和贸易的政权，但在大型战争中，粮食是关键因素，郑成功所占据的厦门、泉州和金门都是贸易基地，不以产粮著称，海外的粮食也很难供应庞大的军队。因此在战争中，为了供养军队，必须采取掳掠制来维持运转。这一点就连外国人也看得清楚,他们提到了郑成功对各地的大肆劫掠。
       而清朝继承了大陆帝国的正统，它对付开放性海洋政权的方法就像德意志和法兰西对待荷兰一样，就是封锁陆地，这样的政策构成了明清时期开放政策的第一个反转。
       顺治十三年（1656）6月，清廷推出禁海令，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不得通敌，不得将粮食等物资卖给郑氏集团，违者可判死刑。顺治十八年,由于郑成功的持续抵抗，清朝除了处决在北京的郑芝龙之外，更推出了迁界令。迁界令是由海澄公黄梧提出的，他原来是郑成功镇守海澄的部将，后来投降了清朝。他献给皇帝的“平贼五策”中提出了以下策略：迁界，从山东到广州沿海二十里居民内迁；销毁海船，寸板不许下水；杀郑芝龙；挖郑氏祖坟；将投降官兵迁往内陆的别处开荒。清廷采纳了这些策略，对沿海地区统一实行迁界，将居民内迁三十到五十里——不是一家一户，而是整个城镇、村庄都搬迁。
       这项政策的残酷性是可想而知的，它除了给沿海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之外，还摧毁了中华民族刚刚恢复的海洋外向性。甚至连海外势力都对此感到震惊，据耶稣会士鲁日满的估计，因为这道圣旨而死的人数超过一百万。
       在中国，受迁界令影响的有六个省，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福建，福建有的地方死亡数量超过千户。之所以死亡率这么高，是因为这些沿海地区的百姓往往世世代代以打鱼为生，一旦被迁往别处，不能下海，一是丧失了维持生活的来源，二是政府也不可能给他们在别的地方划出耕地。福建本身就缺乏土地，许多地方只在海边有一点平地，将他们迁离之后，就等于是让他们在山区饿死。许多人因为饥值、无所依靠而死亡，有的人看不到希望，选择了投井、投湖、上吊。在海边的城市，甚至包括一些富庶的商业中心，只要在界限之内，整个市镇都被铲平。那些活下来的人，哪怕曾经是富裕阶层,也降级至赤贫。
       除了福建，广东也严格执行了皇帝的命令，一些以商业贸易闻名的港口，由于清朝怀疑这里的人与郑氏相通，也遭遇了毁灭、迁走的命运。
       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包括不再支持残明势力，承认清朝对澳门的主权。而清朝则以让他们继续居住，自由贸易，甚至允许去广州做生意作为回报，对葡萄牙人内部行使的司法权装作看不见。澳门的第一次危机告终。
       到了十几年后的海禁迁界时期，澳门再次遭受打击。特别是随着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皇帝离世，年幼的康熙皇帝继位，实际执政的是鳌拜等四大臣，后又逐渐变成了鳌拜个人专权。在顺治皇帝时期，外国人和外国势力，包括外国思想和外国科学都受到尊重，但鳌拜等四大臣代表着更加保守的势力，他们的思想更排外，政策也更专横，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迁界令。
       这时，清葡之间出现了一次小型外交危机。
       最初，葡萄牙人还能靠关系和贿赂勉强支撑，基层官员还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一些秘密生意存在。由于澳门在法理上同样属于清朝,因此也必须执行皇帝的法令。但皇帝的法令也是有区别的，中国一直有善待远方来客的传统，因此，皇帝默许葡萄牙人可以不执行一些法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界令开始强加于在澳门的中国人身上，而一旦这些人离开，澳门就丧失了大部分的技术人才，包括工匠和水手。另外，虽然澳门允许葡萄牙人继续居住，可是皇帝的迁界令让贸易彻底断绝，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人和葡萄牙人进行贸易。可以看到，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清廷将澳门的对外贸易完全封锁，直至逼走外国人，将澳门城拆毁。
       又是在一通争取之下，最后皇帝下令安抚澳门，保留澳门及其人口，但是暂时限制贸易，并承诺一旦解决了郑氏的问题就重启贸易。澳门危机暂时得到解决。
       从上述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澳门依然是中国的领土，而皇帝有着最终的决定权。在清初，保留澳门的葡萄牙人是有好处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后来重启海外贸易，并顺利地过渡到康熙时期的黄金时代。但不管怎样，顺治、康熙时期缝隙中的这一次锁国，已经给未来留下了一定的阴影，预示着康熙后期和雍乾时代的第二次闭关锁国。
      随着清政府利用海禁和迁界对郑氏集团进行的绞杀，郑成功占据的几个海岛已经很难为其大军提供生活必需品，如何寻找一个足够大的基地成了他面临的最主要任务。这时，台湾岛进入了他的视野，这个岛足够大，也可以进行农业开发。
       郑成功的野心也并不仅仅在台湾。他之所以看上台湾，与荷兰人当初看上台湾有着同样的目的：这里位于几大航道的交叉口，既可以通往大陆，也可以通往日本、吕宋和印度群岛。而一旦占领了台湾，那么距离台湾最近的吕宋就进入射程之内。17世纪的西班牙也处于衰落中，西班牙在吕宋的势力并不比荷兰人在东南亚的强，如果夺取了吕宋，那么就算无法反攻清朝政府，也可以建立起一个以海洋为基础的郑氏帝国。这样的海洋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此时机会已经摆在郑成功的面前。
       作为使节，利奇奥穿着汉服前往马尼拉，并受到总督的正式接见。这件事在吕宋造成了极大影响。首先，经过两次对华人的大屠杀之后，华人与当地的西班牙人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裂痕。虽然西班牙人离不开华人，但是他们担心华人在谋划摆脱自己的统治。荷兰的教训摆在他们面前。
       对华人屠杀的消息传回台湾和厦门，郑成功决定对西班牙进行报复。但就在准备武力征服时，他突然去世了。郑成功的离世使得巨型的郑氏帝国没有实现扩张——它本来可以成为横跨吕宋、中国台湾和厦门的庞大海洋帝国，最终却只控制了海峡两岸。在他去世后，郑氏集团发生了内讧，等到他的儿子郑经控制局面时，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郑经改变政策，决定与西班牙联合。
       郑氏集团对台湾的经营有着深远的意义。虽然国人早就知道台湾岛，但是台湾岛的开发和行政化一直近乎空白。只有在郑氏集团到来之后，台湾才进人由国人组织化开发的阶段。
       郑成功攻克台湾不久后就死去了，台湾的开发更多是在其子郑经手中完成的。他对于台湾发展的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发农业，将大陆移民送往台湾各地进行垦殖并兴修水利。在此之前，人们看上的是台湾的贸易潜力，但郑经将它定位为一个能够生产足够粮食的后勤基地。他任用大臣陈永华发展了粮食、甘蔗以及制盐产业，从此，台湾成了一座富裕的海岛。
       第二，行政化和教育。郑经作为一个拥护明王朝的统治者，不仅在这里善待明朝宗室，还依托明朝的体系建立了政治制度，并且发展文化，设立学校和孔庙，建成了以汉文化为主的文化和行政体系，使得台湾成为最后一块完整保留明朝治下汉文化的中国土地。
       第三，继续大力发展贸易，维持郑氏集团的开放性。
       郑氏治下的台湾之所以值得人们怀念，就在于它的世界性，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世界眼光的地方性政权。首先，郑经并不排斥与任何势力进行贸易，虽然与荷兰人作战，但郑经依然希望能够与荷兰人和平相处，只是这项提议没有成功。除此之外，郑经与其他各方的贸易都是成功的：他和西班牙占领的吕宋恢复了关系，也和葡萄牙人进行贸易。郑经治下的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对于新来的英国人，台湾不仅与之有着贸易关系，还希望借助英国人的军事技术来武装自己。
       甚至面对清朝政府，郑氏也保持了积极的态度，即便双方处于战争之中，清朝通过迁界断绝了与郑氏的贸易，郑氏也不断地进行贿赂，希望能够打开一道口子，维持与沿海地区的贸易。
       郑经晚年在与清廷的谈判中，希望以藩属的地位归顺，可以称臣纳贡，但不剃发易服。如果他能够维持军事实力，双方很可能能够按照这个要求达成协议。但不幸的是，由于台湾的开发还是无法支撑庞大的军事开支，随着财政的失衡和清朝海禁的加强，台湾已无力抵御清军。
       郑氏集团覆灭后，台湾的地位在清廷引起了讨论。康熙皇帝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并设立台厦兵备道管辖台湾。
       在清廷的治理下，台湾继续汉化，走上了农业经济、儒家治国和汉式官僚体系的发展道路，这些做法都为台湾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但台湾也因为清廷的治理而变得内陆化了：之前在郑氏的领导下，它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发展农业但强调以贸易立国，在外交上也是多方平衡；而在清廷治理之下，它已经丧失了对外贸易，最终变成了庞大中央帝国的外围地区，郑氏时期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权彻底消失不见。
       即便台湾不再是外向型经济，但台湾的征服对于整个中国南方和沿海地区来说仍然有着巨大的正面影响。康熙皇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即便早期实施了海禁和迁界，但这些政策更多是最早的辅政四大臣设立的。康熙亲政之后虽然沿袭了这些政策，但更多是当作对付台湾的暂时性措施。因此，台湾被征服的同一年，清廷立刻放弃了闭关和迁界政策，重新打开了对外贸易的大门。
       对外贸易大门的重新开启，除了康熙皇帝的宽宏之外，还要归功于沿海地区官员和百姓的共同努力。最终皇帝设立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四个海关。到这时，清朝就进入著名的四口通商时代，这也是中国进入近代之前最后一个开放时代，是隆庆开关之后的另一个黄金时代，同时也是最善于利用西方技术的时代……
       康熙皇帝继位后，真正控制朝野的是以鳌拜为首的四大臣。在清朝早期，顺治皇帝代表的是一个王朝早期的扩张，在其治下，清朝从一个东北的蛮族变成了统治整个中国的强大政权。虽然其武功更多归功于家族的其他人，但这位皇帝对于外部世界一直保持着充分的好奇心，由此开启了虽短暂却开放的时代。作为辅政大臣的鳌拜是军功出身，性格刚愎保守，他的出发点是维持清朝江山而非扩张，为了维持稳定，必须对一切不熟悉的事物进行打压，对于以传教士为代表的新鲜事物自然也是排斥的。
       当辅政大臣有这样特点的时候，几乎不需要他们亲自动手，其他的保守势力自己就会跳出来成为汤若望的敌人。
       康熙六年（1667）七月，年轻的康熙皇帝亲政，但鳌拜并不愿意交出执政的权力，二人的斗争逐渐升温直至白热化。既然鳌拜没有下台，那么要想清理这些人也并不容易，只能找机会。康熙此时想到，传教士掌握的天文学知识可能会帮助他扳倒鳌拜的亲信。
       康熙皇帝接见南怀仁时，和颜悦色地询问了一些问题。他问：是否能通过实验来证明历法的准确性？南怀仁回答：这很容易，可以在观象台上验证。杨光先等人对于这样的观测是很排斥的，认为没有必要去验证，他们坚持自己依靠的是尧舜之法，请求皇帝不要用八万里之外的西洋法取代尧舜之法，这与国运不符。但皇帝更加在意方法的准确性，而对名分并不看重。
       ……在解决钦天监的问题不久，皇帝也解决了鳌拜的问题，这位独断专行的摄政大臣被皇帝偷袭，囚死在狱中。鳌拜死后，康熙皇帝下令复审汤若望案，将其平反昭雪。杨光先由于诬陷之罪被流放，后皇帝念他年老，把他削职为民，最终他死在了回乡路上。清初最严重的一次教难结束了。
       在康熙皇帝的引领下，中国进入了一个很特殊的“欧洲热”时代。唐朝之后的各王朝往往看不起外国的手工艺品，认为只有国货更好。到了清朝中晚期，这样的情绪更加明显。但在康熙朝，情况正好相反，人们懂得欣赏欧洲来的好货。南怀仁曾经说，当时的北京人要想赞美一件物品，就会说这是从欧洲进口的或者是欧洲制造，最差也要说这很像欧洲货品。这个习惯甚至影响了中下层民众，包括手工艺人和商人。而经营奢侈品的商人为了赚钱，会给中国和日本或者东南亚的货物打上欧洲标签。他举例说，当时的中国玻璃已经不错，也可以镶嵌在金银和象牙上，除非是专家，已经很难分辨出中外货品的差异，但中国商人会在包装上弄上稀奇古怪的欧洲字母来充当欧洲货。
       从上述可以看出，在康熙皇帝的引领下，当时的社会并不保守，甚至还有些“崇洋媚外”。在那个时代，甚至连外国商人也会说一些关于清朝的好话。我们已经谈到明末开关造成了一次开放，表明明朝末年对待外国人是越来越开放的。但外国人在谈到清朝初年时，会认为清政府比明朝还要开明得多。有人就说：明朝时，人们十分妒忌外国人，外国人想要做买卖和登岸都很困难。但是，清朝时没有那样疑心重重，为了表明自己的英勇无畏，他们愿意向世上所有的民族敞开入境的大门。清朝时期的人们不介意外国人的到来，也完全不害怕外国人的出现，相反，还为自己在世界传播了声名而自豪。他们更加慷慨和勇敢，他们做生意更加坦率和自由，也更容易接近。在这点上，他们颇有欧洲人的气势。
       人们不禁要问，康熙皇帝为什么会保持开放的心态呢？关于这一点，就要从康熙皇帝的大局观讲起：他绝不是一味地任由传教士在自己的帝国内自由行动，而是善于发现西方科学的价值，也善于利用传教士来为帝国服务。
       令南怀仁印象最深的，还是康熙皇帝对天文学和数学的态度。南怀仁记载，自从平反了汤若望教案之后，皇帝对欧洲天文学的热情持续了大约有四年。在这四年里，他几乎让南怀仁待在身边，在公务的闲暇里，就和他一道研究数学，特别是天文学方面的问题。
       几乎每天天刚亮，南怀仁就要进宫。他经常被直接带入皇帝的私室，直到下午三四点钟之后，才得以返回住处。他和皇帝坐在桌子前，南怀仁一面读书，一面解释。皇帝也对天文仪器充满了热情，只要有时间就来研究这些仪器。
       皇帝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原理之后，就开始更深入地学习三角函数和数学分析。之后，又学习了更多的实用几何学、测量学、地图绘图术以及其他学科。总之，他学习了从天上到地下各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比如日食和月食，并要求传教士演示给他看。
       除了听课，皇帝还亲自动手解题和操作仪器。他练习使用比例尺，学习过求平方根和立方根，探索了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接着，皇帝又开始研究天体测量。借助天文仪器弄清楚了行星的轨道、旋转规律等。对于恒星系统，皇帝也利用夜间时间进行观察，并记住了大量的名称和位置，只要望向天空，指着一颗星星，他就能说出它的名字。
       从这些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康熙皇帝已经与他的父亲顺治皇帝有了巨大的区别。顺治皇帝也喜欢传教士，但更多是从信仰的角度去理解这些高鼻深目的西方人；康熙皇帝却是带着好奇心，对传教士带来的整个知识体系感兴趣。传教士们打开了康熙皇帝的眼界，让他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如此有趣和实用，能够给他的统治带来有益的补充——这才是皇帝的出发点，允许传教士传教只是皇帝的一个交换条件而已。
       仅仅有天文学还不足以显示西方科学对这个古老又新兴的帝国的帮助。接下来，传教士要在第二个方面帮助帝国了，那就是造炮。这些大炮在清廷平定“三藩之乱”时起了关键性作用。由此，清军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
       ……这些科学应用，就其用途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包括平定“三藩之乱”的西洋大炮、万泉河的引水工程、运用滑轮组运送巨石过桥等。康熙朝的科学运用有别于其他朝代，原因就在于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而传教士只有面对实际问题,才能够摆脱“宠物”的角色，变成真正有用的人，在中国树立威望。
       第二，教堂内部用品，包括教堂的大钟、花园里的提水机、教堂内的壁画等。这些物品虽然没有明确的用途，却是传教士吸引民众的重要一环，能够让他们直接见识西洋科技。西洋的音乐、绘画都与中国音乐有着极大的区别，即便再富有民族主义情怀的人，也会承认西洋绘画的透视法和明暗对比更能够表现真实性。
       第三，从西洋带来或制造的用于展示科学和艺术的西洋产品，主要是送给皇帝和大臣的。这一点，传教士们在利玛窦时代就很懂得利用，比如利玛窦的三棱镜就曾经被当作奇异的宝石，受到了人们的赞叹。
       南怀仁死后，皇帝对西洋科学的兴趣依然很大。康熙三十二年（1693）五月，皇帝感染了疟疾，这种被叫作“打摆子”的疾病在历史上对人类造成了极其痛苦的记忆。当时的西方医学虽然也处于混沌期，但偏巧对疟疾已经有了特效药，传教士张诚、白晋、洪若等进奉了金鸡纳霜供皇帝使用。这件事情所带来的结果，是皇帝和宫廷开始迷恋西洋医学。通过这样的传播，整个国家都知道西洋人的药品更管用，从而造成了康熙时期大众对西洋物品的喜爱。
       随着药材引进的还有西洋的葡萄酒，也获得了宫廷的喜爱。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喜欢口感柔和的黄酒类发酵酒，而现代人迷恋得如痴如醉的白酒却长期被当作下等人买醉的臭酒，上不得台面。西洋的葡萄酒也属于发酵酒,口感比黄酒更柔和，因此赢得了当时上层人物的喜爱。葡萄酒加上自鸣钟、各种玻璃器皿等，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琳琅满目的世界。
       这个世界在曹雪芹写的小说《红楼梦》中都有所反映，比如，刘姥姥逛大观园时会被自鸣钟的钟声吓一跳。这样的描写证明曹雪芹生活的年代，已经是一个对西方产品有了不少认知的时期，与人们心目中以为的封闭世界是截然不同的。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曹雪芹家族是在康熙时期成长起来的，也经历过那一段时期的“崇洋媚外”。
       雅克萨之所以会被俄国人占据，很大原因在于明清换代。之前这里是女真人的外围区域，但女真人将注意力转移到中原后无暇顾及这里，导致俄国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雅克萨地区的控制权。
       此时俄国人距离中国已经足够近了。之前在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扩张中，由于地理位置遥远，俄国人并没有惊动中国政府，但在黑龙江地区的扩张消息势必会传到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耳中。1652年，当俄国继续扩张时，清朝将军宁古塔章京海色与俄罗斯人交手，迫其离开雅克萨。但由于清朝没有摧毁这座城堡，中国军队一离开，俄国人就卷土重来了。
       在感慨俄国人千里奔袭而清朝一味防守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早期的清政府并不是一个保守型政府，而是一个陆地扩张型政府，将新疆、内外蒙古和西藏的广大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那么，为什么清政府对俄国人的反应如此缓慢呢？这和准噶尔有关。
       准噶尔人是蒙古人的一支。到了明末清初，蒙古人已经分化成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个部族。蒙古黄金家族曾短暂复兴，成吉思汗的后代达延汗成了蒙古人的首领。达延汗死后，蒙古本部被划分成漠南和漠北两部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除了进攻明朝、降服朝鲜之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这些蒙古部族上。最先被收复的是内蒙古，清朝在内蒙古建立了一套牢固的政治制度，将内蒙古的蒙古人分成八旗二十四部，与满洲的旗人制度类似，这些旗部互相合作又互相监督。就这样，内蒙古的游民族被中央集权化了，再无力挣脱中央政府的控制。
       但这套制度在外蒙古的实行并不彻底。清廷在征服内蒙古之后，也顺势使外蒙古归顺，但对外蒙古的政策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招抚上。外蒙古表面上归顺，却又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清政府的控制并不牢靠。
       准噶尔大汗噶尔丹拥有蒙古人的身份，又占据了新疆，持有西藏的信仰，这种背景让他有机会建成一个横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政权，并向中原和中亚扩张。即便他不占领中国内陆，只要号令蒙、疆、藏三部，就能将大清封锁在东亚地区，使其陆路上与中亚相隔绝，丧失与丝绸之路上各国的联系。
       清廷征服内蒙古和中原，并让外蒙古臣服之时，恰好也是噶尔丹扩张的高峰时期。到这时，双方是不可能长期并存的。只要准噶尔部存在，清朝就会感到巨大的威胁。而与准噶尔部人的威胁比起来，俄国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当我们责怪清朝没有注意到俄国人到来时，应该看到准噶尔部人的牵制作用。
       在两国对峙时，双方对在东北地区原本归顺清廷的多数游牧民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与俄国人相同的是，清廷也在黑龙江右岸建立了大型的要塞，最著名的是1682年建立的墨尔根和齐齐哈尔城。但在建立要塞之后，清廷采取了将原住民迁往南方的举措，这是与南方的海禁和迁界制度类似的方法，目的是防止当地人与俄国人勾结。但事实上，这些政策造成了黑龙江右岸的居民真空，反而不利于政府的占领。相反，俄国人不断地向左岸迁移居民，造成事实上的占领。相比较而言，清廷迁出居民的做法显然会造成两岸的人口压差，也会招致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的愤恨。鄂温克酋长根特木尔因此投靠了俄国人。
       政冷商热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675年。……1686年中，清军在萨布素的带领下再次进攻雅克萨。但这一次，俄国人一直坚守不肯投降。
       此时，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出在以准噶尔部为代表的卫拉特人身上。准噶尔大汗噶尔丹从1681年开始发动西征，获得了哈萨克、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的归附。之后从1686年开始，噶尔丹更多地插手外蒙古诸部落的事务。由于外蒙古诸部早已承认了清朝的宗主权，清廷与准噶尔部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准噶尔部与俄国也有联系。早在1674年他们就派使节访问俄国，希望达成外交和贸易关系，这使得清廷的外交地位更加复杂。如果还没有解决与俄国之间的问题，就爆发与准噶尔部的战争，必然使得准噶尔部与俄国结成更紧密的联系，甚至结盟一同对付清朝。
       1689年8月，清廷使团带着约一万五千名军人、五十门大炮来到尼布楚。双方使臣开始谈判。但语言不通，双方使者是怎样交流的呢？事实上，耶稣会已经深度参与中国的军事和外交事务。除了铸炮，早在1683年，皇帝前往北方巡边时，就带着南怀仁和闵明我。当时，整个欧洲世界的通用语言是拉丁语，使节与传教士之间能够用拉丁语沟通，这给了皇帝启发。
       双方最大的关注点在划界。由于沙皇过于忌惮清朝的军事实力，没有预料到对方也面临准噶尔难题，所以沙皇政府给戈洛文的训令里给出的是一个逐级后退的方案。俄国人期望中的最好结果是以黑龙江为界，但由于预料到清朝的皇帝不会同意，他们做出的第一个让步是可以不将国界划到黑龙江口和鄂霍次克海，而是划到黑龙江的支流贝斯特拉亚河或结雅河，或者划到雅克萨。如果对方还不接受，就争取将雅克萨非军事化——将堡垒拆毁，希望对方接受俄国对雅克萨的非军事占有。
       随着准噶尔部人的进攻和边疆形势的复杂化，本来俄国人有要挟的资本，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但谈判的结果是清廷最终获得的成果比俄国人预料到的最坏的情况还要大。一方面，俄国同意将雅克萨城拆毁，俄军退出；另一方面，双方的界限没有划在黑龙江或者雅克萨，而是更靠近俄国占领的尼布楚。只有一小片地区，也就是乌第河以南、外兴安岭以北直达海洋的部分，由于缺乏地理资料而暂时没有决定。
       不过，反过来说，这个条约与康熙皇帝最初的意图也有一定差距，皇帝要求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以及通此江的一江一河，皆为中国之地，不能拱手送给俄国人。但显然，尼布楚已经成了俄国人的城市，是无法拿回的。
       我们可能认为，由于这个界限还是太靠近中国的东北，而距离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都太遥远了，是清政府吃了大亏。但事实上，这样的“亏”是历史造成的：虽然北方地带距离中国更近，但由于中国人很少考虑到有效占领这些地带，反而是俄国人首先占领这些地区。
       这种结果是两个文明不同的侵略性造成的。俄国人是外向的，而中华文明总是以华北和长江为中心进行内缩。如果不是清朝的努力，俄国人还会继续从黑龙江南下。正是《尼布楚条约》遏制了这个势头，不仅让他们离开了黑龙江，还划出了外兴安岭作为缓冲带，使得他们无法合法地到达黑龙江。
       事实上，俄国人很快就不满意了。要想从亚洲进入太平洋，黑龙江绝对是东北地区最好的通航河道，在寻找其他水路无果之后，俄国人才回想起轻易退出黑龙江给他们进入太平洋带来了多大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俄国人后来不断地从条约文本上寻找漏洞，试图找到进入黑龙江的法理依据，但都无法从事实上推翻条约。
       《尼布楚条约》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中俄之间，我们将其放在更大的视野中才会意识到，康熙皇帝虽然表面上做了些许的让步，但它有助于清廷（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巩固对半个中国的统治。在现今的中国地图上，西藏、青海、新疆三个省（自治区）的面积总和约有三百六十多万平方千米，加上内蒙古的西部，以及当时归属清朝的外蒙古，这些地区占了全国总面积的一半左右。在康熙时期，这些地区受到准噶尔部人的影响，离心力变得更加强大在康熊皇帝的任务列表里，如何控制这一半的中国，显然是比控制尼布楚和北方冰原更加优先的任务。
       《尼布楚条约》谈成之时，恰逢噶尔丹实施另一个庞大计划。获得外蒙古后，噶尔丹决定借道外蒙古，从外蒙古东部进人清廷控制的东北地区，“再南下北京进攻清王朝。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准噶尔部人将成为中国新的主人。如果《尼布楚条约》晚签订几个月时间，那么俄国人一旦看清了局势，一定会选择拖延谈判与签约，寄希望于噶尔丹获胜之后与其携手瓜分清廷实际控制的区域。到时候，清军能否抵抗得住双方的联合攻击也是有疑问的。即便俄国依然选择支持清廷，也会因为清廷的劣势而取得更加优厚的条件。只有这样分析，我们才能更加理解康熙皇帝的当机立断。
       在这里，传教士铸造的大炮再次起了作用。整体形势对噶尔丹不利，还在于他的老巢也出现了不稳定因素。在他攻打清军时，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新疆发动反叛，控制了新疆地区。策妄阿拉布坦为了对付叔叔，选择臣服于清廷。当噶尔丹退回外蒙古时，发现自己己经无法回新疆了，只能盘曙在外蒙古西面的科布多城等待机会。
       接下来的战争局势发展更展现出康熙皇帝的魄力。他认识到，要稳定局面，必须彻底消灭噶尔丹。在巩固了北京和北面的局势之后，康熙皇帝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决定御驾亲征。这一次，他又被清军所阻，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自杀。于是南疆地区获得了平定。西藏地区原本与噶尔丹关系密切，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清朝。青海的卫拉特人曾经受噶尔丹的控制，也转而亲近清廷。
       事实上，俄国人也从条约中获得了不少利益。他们获利的多寡，又和清政府的进取程度有关。前文已经提到，清朝在划界之后，采取的是将边民迁往内地，避免他们通俄的做法，这使得边境地区出现了不利于已方的真空。而这一错误的政策在新疆地区被再次放大。随着准噶尔部的衰落，中亚地区，特别是伊犁河谷、费尔干纳盆地、帕米尔高原等地的部族都成了清朝的附庸，但由于清廷在这些地区的保守倾向，使得整个中亚被俄国人蚕食了。
       由于东北地区的划界接近完成，俄国人转而向中亚扩张。这个时候，如果中亚能够得到清朝更多的帮助，是有可能遏制住俄国人的扩张的。但不幸的是，清朝对中亚的局势并没有做出太多反应。
       之后，俄国人采取步步为营的做法，集中精力经营北方地区，首先侵吞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地区，并建立了一系列堡垒。1743年，俄国人建立了奥伦堡，这里成为他们对中亚发起进攻的据点。
       但真正征服中亚三大汗国依然很困难，在奥伦堡建立一个多世纪后，俄国人才控制了中亚。1852-1873年（咸丰二年到同治十二年），俄国人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最终降服三大汗国，完成了对中亚的征服。从这个角度说，清俄《尼布楚条约》的实质是：清朝借机解决噶尔丹问题；而俄国人则腾出手来，利用清朝对地理的无知开始图谋中亚。中亚与中国新疆之间的疆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最能体现康熙皇帝对西学重视的，是他晚年的一项大工程。……皇帝产生了制作一幅精确的全国地图用于统治和军事行动的想法。……这份皇帝赐名《皇舆全览图》的地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精确比例尺绘图的先例。到了雍正时代，地图在法兰西印刷。欧洲对中国从传说到现实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也来自这份地图。
       在当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强烈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地理大发现能够在第一时间被传教士带往中国，同时，中国的地理知识也被他们带往世界。这种双向的交流增加的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而没有区分你我。我们应该相信，任何知识传播都能够增加世界各地的相互了解与融合。当时也有大量的西方地图传入中国，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无意了解世界，也就无法从中获益了。
       康熙皇帝统治时期，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利用达到顶峰。但康熙皇帝是最善于利用西方技术为帝国服务的皇帝，为什么此时距离闭关锁国已经不远了呢？
       其中有一个现象，那就是虽然康熙皇帝善于利用传教士，但与明朝相比，利用和学习传教士技术的只有皇帝一人。
       在明朝，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迅速引发了整个阶层对西方技术的兴趣，从最早的瞿太素，后来的徐光启、叶向高等人，到后期的孙元化，再到南明时期的瞿式耜、焦琏和太监庞天寿，这些人都对天主教带来的新技术有着向往，并不耻下问地学习。可以说，明朝的西学运动是来自社会智识阶层的自救运动。
       而在清朝，只有康熙皇帝的远见卓识值得夸奖，真正利用了传教士技术的只有皇帝一人。大臣们对于科学技术既不感兴趣，也不想学习，他们除了恭维皇帝的明智之外，什么都没有做。因此，清朝的西学运动只是依靠皇帝一人，缺乏群众基础。
       为什么明朝和清朝西学运动的区别如此大呢？这又和明清时期不同的政治局面有关。人们提到中国的大一统集权社会，往往会认为其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二者不加以区别。事实上，明朝虽然在朱元璋时期实现了高度的集权，但随着朱元璋死后统治力的松弛，明朝的官员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自主判断。在明朝，即便权臣执政时期，依然有大量的言官敢于忤逆皇帝，明末的东林党更是为了节操而不惜献出生命。这时的官僚都有自己的判断力，而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选择权。
       到了清朝，官僚们的自主性消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人受到猜忌，有自主精神的汉官大都被拿下。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汉官集团除了表达忠心之外，已经不敢表露自己的立场了。而另一方面，对于满族官员，更加原始的制度让他们以奴才自居。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官员们的能动性和学习精神消失了。因此，虽然明清时期都是集权政治，但明朝官员是有人格的，而清朝官员往往放弃了自我判断，甘心做奴才。
       两朝的哲学也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平心而论，清朝的哲学是比明朝更加现代的。清朝的哲学称为“实学”，也就是利用逻辑的力量去检验大到历史、文字，小到各种器物、金石的学问，这甚至有点西洋逻辑学的味道。而明朝中期兴起的“心学”则更宽泛、笼统，没有实际内容。不过，心学虽然看上去更接近中世纪，却是为了反叛宋元理学（道学）而产生的，为了对抗朝廷对人的思想格式化，不惜完全退回到人心而放弃客观世界，强调一个人应当遵循自己的内心，不应该放弃个人的判断能力。清朝的实学虽然先进，却只是官僚文人士大夫们在当官之余的娱乐工具。也就是说，官僚们在官场上并不能反对皇帝，只能唯唯诺诺。所以，他们将实学作为一种私下里的爱好，学会了人格分裂式地将公私分开：在朝（当官）时是一个奴才；只有回到家，钻到故纸堆里，才变成一个人。这种二分法让清朝的政治成了一言堂，其余的人毫无动力去挑战权威。
       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在明朝吸引了大量官员的注意，他们都把它当作一种先进的地理知识加以学习。而在清朝，当最聪明的官员整理《四库全书》时，虽然也提到了《坤舆万国全图》，却只是将之当作一种荒渺莫考的东西。《四库全书总目》中则评价了37部西学作品，但对这些作品的整体评价并不高（只有历算、水力和机械力学获得了一定的赞许），一方面认为这些作品荒诞，另一方面则认为许多科学知识剽窃自中国古代学术，表明了乾隆时期对西学的排斥和闭关锁国情绪。
       康熙后期，皇帝一方面对传教士宠幸备至，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复杂化又让皇帝对西方事物警惕起来，从而为重新闭关埋下了伏笔。
       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可以总结为：南北两方面的贸易压力，以及南北两方面的传教压力；在和清朝打交道的国家方面，英国和俄国已经慢慢取代了之前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而中国商人的境遇日益艰难。
       朝贡贸易的本质是，一旦决定了这样的朝贡制度，对方必须跟着清廷的制度来做调整。按照这个制度，自由贸易是不可能了，沙皇每年必须派遣使节按照朝贡方式前往中国。私人商人无法独立贸易，只能加入使团，成为二百名成员之一，然后才能前往中国。由此延伸出了沙皇对贸易权的垄断，特别是贵重的紫貂皮和黑狐皮，都是国家专营的。
       这支商队最初还不禁止私人商人参加，只要他们购买名额就可以了，但很快，沙皇发现私商携带的货物侵占了官商的利益。比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商队，官方获得的贸易收入是四万一千九百卢布，但随团前往的私商却获得了十一万三千六百二十卢布的利润。于是，到了康熙四十五年，沙皇干脆下令禁止私商加入贸易团前往中国，垄断销售利润。果然，到了康熙四十九年，官方货物的利润达到二十万卢布。
       沙皇的做法还与他的财政状况有关。彼得一世在军事上大举进攻瑞典、土耳其、伊朗，国内实行大规模的行政改革，这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持。因此，彼得一世经常受财源问题困扰。与中国大规模的毛皮贸易可以获得中国的金、银和布匹，如果能够垄断，对于俄国的财政是巨大的补充。
       对于沙皇禁止私商前往北京，清廷是持赞同态度的。在皇帝看来，只与一家商人打交道，比与许多家小商人打交道更容易。但沙皇没有想到的是，只要禁止了私人参与，效率就会立刻下降。而清政府在北京也不断地给贸易团制造麻烦，到最后，在北京售卖毛皮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官方商队衰落的同时，边境地区的民间贸易（私人贸易）却蓬勃发展。私人商人不能去北京了，他们就前往能去的地方，就这样，蒙古城市库伦（今乌兰巴托）就逐渐成了私人贸易的主要地点。
       沙皇彼得大帝为了应付清政府的朝贡制度而采取了贸易团的形式，又由于割舍不开利益，垄断了贸易团，最后违背了自由贸易的规律，造成了俄国官方贸易的衰落。他原本可以在远东地区更快速地发展，将清政府甩在身后，但由于错误的政策，俄方在康熙时期并没有完全展现出优势。
       几大海关的管理权被分散到行政和军事人员手中，海关事务纷纭复杂，这些人员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经营海关，从而造成了它们在四大海关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只有专人专职的粤海关脱颖而出，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而随着粤海关关税的增长，海关监督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最终决定四大海关不同命运的，还是各自的地理位置和采取的策略。首先被淘汰的是江海关，它最靠北方，距离东南亚最远，除了与日本的贸易之外，从来没有吸引过西方商人前来。
       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在最初的时候，贸易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经过二十多年的海禁，人们对与中国贸易依然是疑心重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月，皇帝亲自确定吸引外商的政策。他把外商不来的原因归咎于税额太高、清查过于烦琐。为了减轻外商负担，他下令一方面对外商减税，另一方面增设海关管理之下的口岸。
       在当时，闽海关是外国人最常去的，因为这里曾经是郑氏的地盘，与海外关系密切。但闽海关由于承担着与台湾的贸易，因此更加保守，皇帝给予的优待条件也最少。
       粤海关面对着澳门，本来是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却由于长期封闭，加上收税过于严苛，海外商人并没有适应这里。皇帝下令，为了争取海外商人到来，为粤海关减税三万零二百八十五两。
       为了浙海关的贸易，皇帝又在位于舟山上的定海县设立衙署，并在定海城外道头街设立红毛馆。这次分设为浙海关带来万余两的增收税银，来到浙海关的海外商船也越来越多。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有船来，只是由于路途遥远，加之港口选择，还无法做到每年都来。
       最初广州并没有显示出十足的优势，但由于粤海关采取了更加进取的态度，比如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当英船到来时，海关监督亲自到澳门丈量船只，并将船钞一千二百两减至四百八十两；加上充分竞争的中国商人给商品出了合理的价格，最终海外船只更加倾向于到广州交易。到了康熙末期，所谓的四口通商其实已经是一家独大了。雍正、乾隆时期，随着其他三家海关管理权被收归行政和军事，独立的粤海关成了唯一的港口。
       因此，从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的第一阶段，其实是自由竞争的结果。
       皇帝没有想到的是，多罗的使命是传达教皇的意志，否定耶稣会的通融做法，这就有了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嫌疑。到了第二年，康熙皇帝知道了他的来意，开始怀疑多罗是否是教皇派来的。对于一个两千年来一直政教一体的国家来说，很难理解远方的教皇竟然想干涉自己臣民的信仰和习俗问题。但此时的皇帝并没有惊动多罗，而是派遣两位传教士龙安国与薄贤士前往欧洲，去打听多罗的情况和教皇的意图。
       与此同时，康熙皇帝意识到天主教并非那么简单——在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的同时，也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麻烦。如果人人都以天主为信仰而忽略了世俗的皇帝，这对于一个集权国家来说是最危险的。
       为此，康熙皇帝开始区分“好”的传教士和“坏”的传教士。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传教士由于受到皇帝的礼遇，在地方上获得了一定的传教便利，可以通行无阻。但从此以后，皇帝将为自己臣民设计的保甲制度加给了传教士。他要求，所有的传教士到了中国都必须申请一种叫作“票”的身份证，有票的人才可以继续在中国活动，否则便被认为是非法进入，要被遣送到澳门。这种票是由内务府发放的，发放之前必须让传教士承诺不再回国。
       之后数年，这种保甲制度在全国铺开，各地的传教士必须先到京城觐见皇帝，领了票，然后才能回到原地继续传教。如果皇帝同意某人留下，也可以以下旨的方式让他在没有票的情况之下暂居，直到方便了再前往北京取票。而那些不同意或者没票的人则被送往澳门。
       这件事虽然看上去并不大，却是再次限制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开始。最初皇帝出于对外国人的喜爱，还能在更加宽大的基础上执行这个政策。可集权制度的“迷人”之处在于，只要一个制度建立起来，哪怕它最初再温和，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必然变得越来越严苛，直到将所有的通路全部断绝。
       多罗本人被皇帝送往南京。作为教皇使者，他也颇为难：他随身带着一份教皇给广大中国信徒的通告，这个通告按照要求是一定要发给信徒的，可是他在北京一直没有机会下发。正是在南京，他决定行使教廷特使的权力，发布了教皇禁令，但这也意味着与皇帝的决裂。教皇命令中国的天主教徒必须放弃违背天主教义的中国风俗，一共七条。
       如果说，康熙皇帝早期是一个进取的、愿意开眼看世界的皇帝，到了晚期，他却逐渐地选择了封闭和保守。
       这个界限最适合划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去世。这道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在下一年，康熙皇帝不仅利用传教士测绘了全国地图，还发布了吸引海外商人的减税法令。但是，这一年却标志着帝国从扩张到维稳的转变期。
       在这之前，清政府表现得像一个青年人，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康熙皇帝统治前期，不仅解决了棘手的“三藩之乱”，还击败了台湾的郑氏集团，将台湾控制在手中。与此同时，他还解决了更为复杂的北方问题，不仅击败了竞争对手噶尔丹，还与俄国人达成条约，巩固了北方边疆。在台湾问题之后贸易政策的转向，保证了沿海地区从萧条变得繁荣，又促进了内陆经济的发展。南北两个方向上持续的对外贸易，衬托出一个雄心勃勃又善于利用一切资源（包括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和语言功底）来统治的帝王形象。
       噶尔丹死后，虽然帝国还有不少问题，比如与俄国的摩擦、残留的准噶尔问题，以及青海、西藏偶尔表现出的不顺从，等等，但这些问题更多地表现为可以控制的内政问题。也就是说，大清帝国的积极进取已经成了过去，此后的清政府更像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中年人，患得患失，更追求稳定。
       在早期，康熙皇帝是一个“革命者”，需要打破顺治皇帝和鳌拜辅政时期的保守政策，学习科学，利用西方知识来完成他的大一统。可一旦完成了他的文治武功目标，只需要维持下去的时候，那么帝国所需要的就只是养几个会拉丁文的传教士，能够帮助皇帝翻译文书，或者偶尔做一两项工程。皇帝不再认真考虑（虽然口头上提过）培养自己的西文和科学人才，因为那会造成人心不稳。
       传教士的地图测量完了，他们的历法也已经制定到了几千年之后，商人们也按照规矩在北方（俄国）和南方（欧洲其他国家）贸易，皇帝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些什么。
       但皇帝没有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一个关键节点。在这之前，西方的科学还带着强烈的中世纪色彩。正是在他统治时期，西方科学进化到了近代科学：牛顿出现了。这些科学新理论的出现，意味着传教士当年引人的那些科学知识，也就是被康熙皇帝当作最先进的理论去了解的东西，都逐渐在欧洲变成了儿童上学的前提。考虑到他是中国在当时唯一一位了解西方科学的伟人（当然这是他本人造成的），康熙皇帝闭上眼睛的时候，中国科学就进入了全面落后时期。
       我们还可以和明朝做一个对比。在明朝，任何西方的科学和地理发现，都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被传教士们引入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一批充满好奇心的学生，由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翻译成汉语。但到了康熙时期，一方面，欧洲的科学从修道院走到了世俗之中，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优势项目，传教士们已经不再代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再有一批好奇的人愿意去钻研这些新知识。知识分子更愿意围绕着皇帝，听从皇帝的判断，他们都放弃了思考的自主性，成了工具人。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集权制度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再次显现，那就是，皇帝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愿意付出一切经济上的代价。这时候，与海外的摩擦也会越来越多。这一点，在清朝最为明智的皇帝康熙那里也不例外。他最早表现出排外情绪，是在与教皇使节的接触中。
       康熙末年，皇帝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摇摆的品性。一方面，他依然对自己的“博学”扬扬自得。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一个叫作陈尚义的海盗投降了清朝，皇帝亲自向陈尚义打听了一通地理知识。这个海盜横行于海上，对世界地理有着较为透彻的了解。这位海盗的地理知识基本上是正确的，康熙皇帝也完全了解这些地理知识并感到扬扬自得。但他没有做任何传播这些知识的努力，反而转手于康熙五十六年下令禁止中国人赴南洋贸易。
       康熙皇帝不仅禁止中国人赴海外，他对传教士的热情也在减弱。他手下的官僚们已经嗅出了转变的气息，于是，官员们在地方上不断地挤压外国人活动的空间。康熙五十六年（1717），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陈昴奏请禁止外国人开堂传教，皇帝同意了。之前，皇帝采取软性的管理办法，即规定禁止，但与此同时不严格追究，各省的传教士可以私自传教。但这样的处理办法就表明皇帝随时有收紧的权力，这一次就用上了。次年，杨琳当两广总督时,又一次重申了禁令。就这样，中国逐渐陷入一种与洋人对抗的亢奋之中，并在一阵狂热中迎来了最严苛的新皇帝。
       巧合的是，到了康熙皇帝晚期，亚洲的另一个巨型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也步入了下坡路。莫卧儿强权时期，西方人只能在印度次大陆上寻求一些莫卧儿人看不上的港口，无法形成更大的政治势力。莫卧儿帝国衰落之后，才给了西方人机会，让英国人能够利用印度四分五裂后形成的政治真空，逐渐蚕食印度，利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三大靠海基地，分化、进攻、吞并那些互相仇视的印度王公，完成了大英帝国的“伟业”。在印度迅速衰落的同时，中国也在衰落，只是速度更慢一些罢了。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1722年12月20日），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皇帝去世，将帝位传给了四子胤禛，即雍正皇帝。
       与他的父亲充满了好奇心、并善于利用一切资源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个性不同，雍正皇帝具有几乎相反的性格。他对新奇的东西不感兴趣，总是试图将现有的一切都条理化、正规化。如果说康熙皇帝善于制造模糊地带、扩大帝国影响的话，雍正皇帝则试图将所有模糊地带都明确下来，非黑即白，将帝国已有的影响落到实处。康熙皇帝负责开拓帝国，南征北战，收复了台湾，巩固了蒙、疆、藏；而雍正皇帝则推行改土归流，并实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养廉银等财政制度，将帝国的架构建立得更牢固。
       事实上，任何一个中国式帝国从建国初期向中期转换之时，都容易产生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伟大盛世的尾声时，总是会出现一个强人皇帝。在逻辑上，这并不难理解。王朝创建后，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和放松管制，让民间恢复发展，覆盖掉改朝换代战争带来的疮疤，在这样的政策下就会出现盛世，经济发展，人口爆炸，社会一片欣欣向荣。但伴随着盛世的，除了荣耀，还有官员的懈怠和腐败，以及各种来不及清理的弊端或者灰色地带，人们虽然享受繁荣，但对这些弊病也越来越无法容忍。下一个皇帝上台后，首先想到的是清理前一任留下来的大量的灰色地带，因此往往祭出紧缩、反腐、整顿吏治等措施。这样的措施对官场有着足够的杀伤力，但与此同时，随着紧缩的推行，民间经济也会受到伤害。皇帝对内整治的态度也往往会伤及对外贸易，因为这些强人皇帝还有另一个特征——排外。他们对外界事物不感兴趣，宁愿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排除外界的影响，一心一意地整顿内务。
       雍正皇帝上台后的措施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直接打击政敌。雍正皇帝继位之初，地位尚不稳固，对康熙皇帝的三位皇子（八子、九子、十四子）采取了分化处理的策略。
第二，禁止天主教。由于天主教与三位皇子的关系，雍正皇帝早已对天主教在父亲执政时期受到的优待感到不满，他在康熙时期逐渐形成对天主教士的怨恨，大臣对新皇帝的政治理念也一清二楚。就在他继位的第二年（雍正元年），闽浙总督满保立刻上奏请求禁止天主教，将各省的西洋人士，除了少量留京待用的之外，都送往澳门。
       关于雍正二年（1724）对天主教的禁绝，有多方面的因素。第一，雍正皇帝本人是一位保守君王，对西方知识本来就不感兴趣，他更加提倡中国儒教精神和皇帝的一体独尊，这都与天主教的上帝独尊相矛盾。第二，天主教士与其他更加高调的皇子关系更密切，与低调的雍正皇帝却比较疏远，这种关系本身就容易让新皇帝心生妒忌，促使他上台后疏远天主教。第三，康熙皇帝晚年时，以教皇为首的教士集团对中国礼仪的摒弃，使得天主教在中国树敌不少，对天主教不满的这群人都集中在后来的雍正皇帝的旗下。可以说，禁教既是雍正皇帝利用了他们的情绪，也是他们利用了雍正皇帝的权威。第四，传教士在康熙时期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的科学素养，但雍正皇帝不仅不关心科学，还担心科学给统治带来不稳定。
       雍正皇帝也并没有将所有传教士赶走，他将他们区分为“有用的传教士”和“没用的传教士”，前者被允许留在北京，后者被迫离开。对帝国有用的传教士依然能受到优待，但在地方上越来越排外，传教士的自由度几乎完全消失，一切都必须由皇帝掌控。雍正皇帝也想把南方的贸易体系掌握在手掌之中。
       康熙皇帝晚年时，由于担心沿海人民与海外的联系过于紧密，也担心所谓“海盗”问题，下令禁止中国人（特别是福建地区）赴南洋贸易。康熙晚年时期禁止福建出海的几大借口，除了“海盗”之外，还包括：保卫国家的粮食安全，担心人民把粮食贩卖出洋；担心福建人将国内的秘密泄露给海外。事实上，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闭关锁国时使用最多的理由，实际上只会造成国内百姓的无知。高其倬也对这两种担心进行了分析。皇帝权衡之后，同意了他的观点，于是，福建在海禁十年后再次得以开放，百姓又可以出海了。
       虽然出台了这些对当地百姓有利的政策，但如果就此认为雍正皇帝鼓励海外贸易，那又大错特错。其实他追求的是整理父亲建立的贸易体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加强政府的“管理”。也就是说，他允许贸易的存在，但是贸易势力必须听话，也不能将影响力渗透进政治领域。他赋予官僚系统很大的权力去管理贸易，于是，在官员的管理下，贸易反而越来越衰落了。
       雍正六年（1728）八月，雍正皇帝的宠臣、浙江总督李卫（依靠捐资上台）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当时的日本天皇已经失去实权，只是幕府将军的傀儡，而幕府将军的军队中有几位中国人效力。事实上，中国人在海外谋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商人想要长久经营，必然要寻求一定的政治庇护。但日本雇佣中国人的消息传到了李卫的耳中，他嗅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于是，在他的脑子里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论：日本已经秣马厉兵，要进攻中国了。李卫接着分析了中日两方的实力对比，认为如果仅仅是武力的比拼，那么大清自然能够战胜日本，但他担心日本会利用间谍，也就是引诱那些贪财的坏百姓。在他的眼里，江浙地区充满了重利轻义的坏人。
       李卫的分析只能指向一个结论：必须改变政策，将开放政策转为对中国海商进行管制。在上奏皇帝的同时，他开始防患于未然，令沿海各地的文武官员和关税口岸对出海商船进行严密监视，不准携带武器和粮食。对集权政权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审查力度意味着什么。当上级提出要求后，下级会层层加码，直到将整个贸易链条破坏。禁止普通兵器和粮食必然让中国船只在海上毫无防范海盗和对抗西洋船只的能力，层层检查和查扣也必然让很多人不敢出国。
       李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作为心腹的他知道雍正皇帝有闭关锁国的保守倾向，皇帝只要被触动了心弦，自己做得越过分，功劳就越大。
       到雍正末年时，沿海地区的情况已经与康熙时期有了极大的不同。康熙皇帝允许传教士在国内活动，最多只是要求领票；但是在他儿子治下，天主教在中国境内已经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康熙皇帝允许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对外商是纵容的；对国内商人，只是到了他晚年，才出了一系列昏招，禁止福建商人出海东南亚。在雍正时期，虽然表面上的框架没有变化，可一系列的规矩造成了贸易的实质性衰落：一方面，官僚集团知道皇帝不喜欢花哨的贸易，对外商进行了各种隐性的限制；另一方面，官僚们对中国人更是不客气，各种禁令和管制、审判，让中国的对外贸易遭受了重重打击，甚至出现了针对日本贸易的猎巫运动，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呈现出道光十二年（1840）的态势了。
       由于清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之后，并没有将西藏还给和硕特部，而是设立了新的噶厦体系，在青海的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极其不满。之后，清廷又采取了分化青海蒙古人的做法，削弱了罗卜藏丹津的权力。在康熙时期，负责平定藏域的就是皇十四子胤趣，他也是雍正皇帝继位前的最大对手。康熙皇帝死后，雍正皇帝将胤召回，与此同时，罗卜藏丹津发动了反叛。
       这件事对雍正皇帝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他的父亲派遣自己的弟弟胤穗负责对藏军事，对他刺激很大，这意味着他要想建立自己的权威，必须在军事上有所成就。而要想在军事上有成就，就必须在西部用兵。其次，在清帝国的版图中，虽然康熙时期发生过南方（三藩）反叛，并收复了台湾，但雍正时期南方已经趋于稳定，而台湾也回到了清廷手中，其他的东南方海域也不具备动武的条件，只有平定北方的准噶尔人和和硕特人才能够产生足够的武功。
       因此，雍正时期的关注点一直在北方，而南方的贸易在他眼里是微不足道的。
       雍正二年（1724），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奋威将军岳钟琪率领大军进攻和硕特部的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向北方的大戈壁逃窜，投奔准噶尔部。这次战争后皇帝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建立了各卫所，将原本的西宁卫改为西宁府。新卫所的设立加强了清朝在西宁的直辖，巩固了雍正皇帝的地位。到这时，他的对手只剩下新疆北部的准噶尔部了。
       在康熙时期，皇帝对俄国的态度是节制但排斥的。一方面他与俄国人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但另一方面，对于俄国人的贸易要求，皇帝却并不想满足。同时，《尼布楚条约》虽然重要，却也不够完善。康熙后期就试图解决这些领土争议，希望尽快将中西部边界划定。他采取了“政热经冷”的做法，希望解决边界问题而不在乎经济。这样的做法，使得康熙末期与俄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但雍正皇帝为了对付准噶尔人，有着与俄国结盟的需要。准噶尔与俄国的勾结可能会使得清廷丧失新疆北部，因此，必须通过与俄国达成西部协议，来防止他们之间勾结起来。
       恰好，随着彼得大帝的死亡，俄国政局也开始动荡。与瑞典、波斯的战争造成俄国财源枯竭，彼得大帝在世时也有与清朝恢复交往、进行边界谈判的需求，更何况在他死后的弱主时期。雍正五年（1727）7月15日，清俄双方在色楞格斯克签订了关于边界问题的总纲领《布连斯奇界约》。
       《布连斯奇界约》划定的主要就是从东北经过北方到达新疆地区前的俄国与外蒙古的界线。这时，双方对边境地理已经更加了解，因此，在拟定条约时，对于界线的规定也更加细致。不过，只要是条约，就会有争议。事后，关于《布连斯奇界约》到底对谁有利，双方也是争论了几百年。现代的中国人会认为，《布连斯奇界约》还是过于偏向俄国了，比如，著名的贝加尔湖本来也有蒙古人的活动，但被全部划人俄国；另外，本来在双方的实控范围之间有大量的北方荒地，这些荒地由于没有人，本来应该各占一半，但大部分都被划入俄国境内，清朝占领的地区都是确定有人居住的地区。而后来的俄国人也认为条约的签订阻碍了他们的扩张，在这一段经过确定的边界上，直到20世纪，他们才能再进一步，可以说，条约在这个方向上挡住了他们的扩张步伐近二百年。
       但回到当时，双方都有着软肋和现实的需要，都没有采取完全咄咄逼人的态度。边界的划分表面上对清廷不利，但是从时间上看，却非常有利。我们可以和新疆地区的边界做对比：俄蒙边界划定，确保了二百年的稳定；而新疆边界由于没有划定，导致日后俄国人在中亚步步紧逼，在蚕食中亚的同时，也将原本位于清廷势力范围的伊犁河谷和巴尔喀什湖地区并吞。可以说，正是界约的保护，让俄国人失去了并吞的理由。
       随着西方耶稣会在中国的势弱，俄国的东正教却有了合理合法的借口，每十年可以派一批教士驻扎北京。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教士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一方面，清朝的皇帝对外国越来越漠视，根本不屑于去观察世界；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一个小团队却在北京孜孜不倦地学习着中国的一切，把关于中国的知识传递给俄国国内。可以说，后来的历史中，俄国人之所以对中国如此了解，与这些人密不可分。
       与天主教不同，东正教士从来没有想着传教，他们成为一个学术机构，甚至可以说是俄国国内汉学的先驱。其中最著名的是18世纪的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前者从中国回国后，长期在科学院任职，翻译了近三十种汉语材料，其中包括《平定朔漠方略》《资治通鉴纲目》等。列昂季耶夫则翻译了《大学》和《中庸》，以及其他中国历史典籍。两人还合作出版了十六卷的巨著《八旗通志》，为俄国人在1840年以前了解中国、了解清朝、了解满洲打下了基础。
       俄国人为了了解中国，还在莫斯科开办汉语和满语学校，请中国人当老师。整个18世纪俄国人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达一百二十种。
       《恰克图条约》产生的最持久影响，反而是在商业上。在条约签订之前，即便康熙皇帝拒绝了俄国人的官方商队贸易，但边境地区的贸易一直是增长的。清朝到了18世纪20年代，为了巩固对外蒙古的占领，也允许汉族商人前往外蒙古贸易。俄国国家商队在北京面临着俄国私商的竞争，私商的销售数量要比国家商队多三倍，这导致国家商队的货物不具有竞争力。边境贸易也不是一下子发展起来的。条约上规定了两处贸易地点，一处是恰克图，另一处是尼布楚，但真正发展起来的只有恰克图一处。
       怡克图贸易对清朝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巩固了边界。在之前，清朝往往采取将边民迁走的做法，防止边民与俄国人勾结，但这会造成边境的真空，反而成了俄国人蚕食边界的好机会。但在两国边界中部地区，由于汉族商人前往蒙古贸易，一方面充实了边境地区的人口，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蒙古的资源和金钱，让他们更加有能力保卫边境。最后，也由于双方对边界形成了共识，俄国人无法改变边界。这使得恰克图附近区域成了最牢固的清俄边境，即便是道光二十年（1840）之后，俄国在东西两端（东北地区和新疆）都蚕食了中国的土地，但是在恰克图所在的地区附近，它无力再前进一步。
       除了看重使节，皇帝依然善待在北京的传教士。但乾隆皇帝利用外国人的方式与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在康熙时期，皇帝对传教士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传教士帮助他制造大炮、建设实用性工程，作为回报，传教士可以在全国传教。但在乾隆时期，传教士们（包括所有外国人）只是皇帝圈养的金丝雀，虽然依然存在，但已被禁止在地方上活动。清帝国已经变成铁板一块，将所有外来因素都摒弃在外，只在皇帝的身边留下外国人作为一些点缀而已。西洋人士在中国也不再负责实务，他们替皇帝作画、建设漂亮的宫殿和喷泉，除此之外，再无他用。
       葡萄牙国王派遣的使节也绝非来恭维皇帝的，他们真正的使命是促成通商。可惜，国王的通商要求甚至无法传到皇帝的耳中，因为信件经过翻译只剩下恭维之词，任何实质性内容都已被过滤掉了。皇帝在接见使节时不遗余力，展现了中华帝国的财力和慷慨，但他认为对方只是为了瞻仰帝国的强大才来到这里。在皇帝身边，已经不由自主地构建起一个巨大的信息屏障，大臣们不敢将实情传递给他，他则根据扭曲的信息发出诏令，进一步扭曲接下来大臣们的行动。
       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有着华夷的区分，这种区分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在汉人心中根深蒂固，到了明初达到最高峰。明朝晚期，随着西洋人的到来，一些中国人意识到中华文明不再代表着最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他们愿意向西方学习。但对统治者来说，这样的认识只是一种历史的错位，早晚还是会回到华夷的差别上来。
       清朝的统治者虽然是从“夷”演变来的，可随着他们占据中华大地，统治心态也逐渐从“夷”变成了“华”。这个华化的夷族在面对西洋知识的冲击时，依然有些抬不起头来，顺治时期对西洋技术的尊重、康熙时期对传教士的利用，都暗含着“夷”的知识对“华”的超越。即便到了雍正时期，这位保守的皇帝也必须对俄国人采取怀柔政策，进行平等的谈判，他向俄国派去的使节甚至带有低人一头的暗示。
       只有到了乾隆时代，华夷之分才再次回归历史的常态。在乾隆皇帝搭建的世界观里，西洋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都再次回到了边缘地位。他们的野蛮、对中国的仰慕，构成了中华自信的基础。这样的框架早已回归了明初的认知，而人们也忘记了当年学习过的西洋科学，利玛窦和徐光启等人孜孜以求翻译的科学书籍退出了人们的认知。当年的大翻译运动是那么轰轰烈烈，却又完结得如此彻底，康熙皇帝熟练于心的世界地理知识在乾隆时期的大臣看来已经是无稽之谈。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军顶住了新疆北部各酋长的反叛，并在与哈萨克人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迫使哈萨克人进贡称臣。到此时，清朝与俄国人之间已经只隔着一个哈萨克了。哈萨克归附时也获得了极其优厚的待遇：乾隆皇帝除了将哈萨克纳入帝国的朝贡体系，允许他们三年一贡之外，还在乌鲁木齐对哈萨克人开启一年一次的贸易集市，让他们以羊马换缎布，同时税率只有1%。后来俄国人占据中亚后，希望与清朝在新疆地区贸易，而清朝在新疆唯一允许的贸易方式就是与哈萨克人做生意。如果俄国人要参与，就必须以哈萨克人做中介。
       阿睦尔撒纳由于在哈萨克没有了立足之地，只好逃往俄国境内。俄国本来将阿睦尔撒纳视为潜在的附庸以及在中亚取得优势的工具，但逃入俄国境内不久，阿睦尔撒纳就得天花死了。俄国人最后将他的尸体送往恰克图，请清朝官员查看，他的死亡也标志着准噶尔的彻底灭亡。在诸多对手中，准噶尔对抗清朝的时间最长，这个部族剩下的人被编入其他部落。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部落的准噶尔人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了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这个地名，诉说着当年的强大。
       准噶尔的灭亡导致了三重影响。第一重是直接影响，新疆地区并没有因为准噶尔的退出而平静下来，反而又经历了漫长的动荡，最终才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如准噶尔之后的大、小和卓之乱）
       第二重影响，是清朝的“中央一蛮夷”模式的加强。随着西藏、新疆等地并入帝国，越来越多的海外地区选择与中国交通。新疆平定后，除了哈萨克地区选择进贡之外，乾隆二十三年（1758），吉尔吉斯人（在清代称为“布鲁特”）选择了进贡，位于中亚的塔什干也在当年归附。乾隆二十七年（1762），阿富汗选择入贡。1764年，中亚地区的主体国家布哈拉汗国选择归附。乾隆三十六年，之前迁往俄国境内的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的领导下回归新疆地区，归附清朝。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归附行为大都不是仰慕天朝的德化，而只是一道中亚地区各国家和民族必须做的选择题。土尔扈特部在俄国的生活很艰难，舍楞诱惑渥巴锡到东方来。渥巴锡最初企图回到并占领故地，但一路上由于严苛的环境、俄国人和哈萨克人的围追堵截，人口损失了大半，加之清廷有备，最后征服变成了归顺。
       而对布哈拉、浩罕、阿富汗、巴达克山，乃至布鲁特和博罗尔等小地方而言，它们更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必须与大国交往。既然准噶尔人不在了，它们就必须了解新的邻居。而它们的试探行为到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往往被视为归附。对于是否叫归附，它们也并不在意，只要双方能够维持和平，并有一定的贸易就足够了。
       这么多地区的归附确实让乾隆皇帝产生了巨大的幻觉。在清朝，乾隆皇帝是第一个真诚地相信中华帝国圈和朝贡体系的皇帝。他不仅将所有的外交都算成是朝贡的一部分，他与海外打交道的一切方法也都是从朝贡体系出发的。哪怕对方根本不在意，也无力做到频繁地朝贡，皇帝依然在怡然自得中接待着一个个使节。他的大臣们也乐于帮助皇帝维持这种幻象，通过将对方的外交文书翻译成“朝贡体”，让皇帝以为所有的外部世界都接受中国的规矩，且对天朝感激涕零。
       当皇帝将外交变成了一种朝贡时，他统治的出发点就越来越内向了。从乾隆皇帝开始，所谓重大成就往往是镇压内乱以及解决那些不肯按照朝贡体系行事的弱小邻居。乾隆时期的战争花费总计一亿五千零五十二万两以上，大约相当于五年的日常财政开支。虽然到这时，清朝的财政依然可以维持，但已经失去了康熙时期的锐度，变得更像一个封闭的老大帝国了。
       除了国内战事之外，乾隆时期的边境战争也往往是从中华帝国圈出发的。乾隆时期一共有三次对外的冲突，这三次冲突的起因，都在于曾经属于中华影响圈的地区崛起了一个新的王朝，它对中国的纳贡体系和禁止贸易的做法表现出抵制。清缅之战与缅甸的最后一次改朝换代密切相关。1752年，缅甸的东吁王朝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叫作雍籍牙的缅族领袖建立的贡榜王朝。贡榜王朝展现出巨大的战争潜力，不仅称霸缅甸，还人侵暹罗，攻陷了其首府大城（阿瑜陀耶），灭亡了大城王朝（阿瑜陀耶王朝)，逼迫暹罗残余势力南迁到曼谷附近地区。
       在东南亚地区，缅甸是唯一一个构架类似中华帝国圈的帝国，其中心是贡榜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外围则是山区的少数民族组成的附庸地区。在中国和缅甸两个帝国圈中间存在着模糊地带：云南边疆地区的各个土司往往采取两属的态度，来避免帝国间的摩擦给他们带来灾难。清朝刚刚崛起的时候，对待西南地区的土司是比较谨慎的，为了处理三藩等边疆问题，尽量不触怒缅甸。责榜王朝的崛起恰逢乾隆皇帝加强朝贡体系的时期，之前的康熙和雍正二帝都拒绝了一些边疆土司的朝贡，但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使得他改变了之前的政策，选择接纳，这就引起了与新兴的贡榜王朝的对抗。
       这场不分胜负的战争以清朝前期的接连失败，以及最后双方疲惫中各自撤军而告终。事实上，战争对双方都是有影响的。对于缅甸贡榜王朝来说，这个刚刚建立不久的王朝第一次领教了战争的残酷，其扩张期接近结束。这也使得缅甸的敌人暹罗获得了喘息的空间，有着华人血统的郑信在曼谷附近的吞武里建立了吞武里王朝（1769—1782年）。郑信晚年，军队发生了哗变，大将昭披耶却克里建立了曼谷王朝，自称拉玛一世。直到今天，暹罗依然由拉玛一世的后代统治。不管是郑信还是曼谷王朝的君主，都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王朝有着更加柔软的身段，在之后的国王朱拉隆功时期，开始了现代化改造，在科技、政治方面都引入了西方知识。泰国由于善于利用西方权力的空隙，成了殖民地时代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保持了独立的国家。
       西藏同尼泊尔因“银钱纠纷”引发的战争，以廓尔喀人再次转为对抗英国人选择议和而告终。这场战争对乾隆皇帝和他的帝国来说是被迫应战，最终的结局也是清朝胜利。但这又是一场不划算的战争——花费白银一千余万两，甚至超过了对缅甸战争的花费。这就牵扯到一个帝国中期的悖论：在帝国早期，战争是廉价的，政府养兵的成本很低，并且军队可以靠劫掠制来获得收人，这时候的帝国更倾向于扩张；但是到了帝国中期，战争成本越来越高，需要维稳的地方却越来越多，因为征服一个地方，攻克只是第一步，更麻烦的是随之而来的长期占领。占领方和被占领方的矛盾会越积越多，并暴露出各种问题。帝国早期的征服给帝国中期带来的麻烦是：中期必须花费更多的钱来维持早期的成果。到这时候，帝国只能费力维持现有领土，已经无力扩张了。这个时期皇帝的策略也会变得更加保守、收敛，因为如果他还继续扩张，就会迅速耗尽帝国的财力，甚至引起政权的崩塌。
       但与早期的皇帝相比，中期的皇帝却是最自大的，没有经历过创业艰难的他反而更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归，更容易采取那些彰显自己面子的措施，变得故步自封。在清朝，这个时期对应着乾隆皇帝，他不再对新鲜事物感兴趣，更愿意面对已知的世界不断地表演，而看不到外面更加先进的制度和知识。
       在清政府的鼓励下，恰克图也形成了类似于广州十三行的大商人联合体。对俄国人来说，与联合体打交道的过程是痛苦的。
       虽然商人们可以发行信用货币，但恰克图规定只能以货易货，不准使用白银。而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把中国的布匹当作标准等价物使用。
       由于俄国商人的规模小，无法与中国整个行商系统相抗衡，这就使得恰克图贸易也变得跟广州一样，极易被中国政府控制，并且加入越来越多不合理的管制，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贸易的一次次中断。
       真正让冲突变少的原因，是俄国经过了足够长时间的沉淀，商人也开始变得集中起来。1798年，一个叫作“俄美公司”的企业获得了沙皇政府的巨大优惠。俄美公司逐渐壮大后，成了恰克图贵重毛皮（海狸皮、海狗皮）的主要供应商，并在美洲大陆行销中国货。它占据了越来越大的贸易份额，并为恰克图贸易的持续扩大做出了贡献，使得俄国商人也拥有了一定的价格决定权，双方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关系，恰克图贸易得以平稳地进行下去。
乾隆时期南方贸易的几大特征
       第一，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朝贡式贸易，只要他国遵循朝贡的规则，皇帝就愿意表示出足够的善意，给予外国人优惠。比如，乾隆元年（1736）他刚上台，就由于荷兰人的上诉，减去了雍正五年（1727）开征的缴送银。皇帝的朝贡体系在东南亚国家运行得更加顺畅，它们也善于利用朝贡赚钱。总之，只要满足了朝贡的心理需求，皇帝能够控制外贸，就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喜好来展现怀柔远人的一面，但前提是绝对不准市场自以为是，一定要首先满足皇帝心中那一盘大棋的需求。
       第二，皇帝参考了北方贸易的情况，将南方贸易体系进一步简化为一口通商。在这一口（广州）的贸易不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因此即便产生混乱也只是小问题。在这一口之内，皇帝依然愿意表达对外国人的恩赐，约束官员少敲诈夷商。但这种约束总是没有效果，因为官员们知道，只要迎合皇帝的紧缩意愿，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详见楔子）
       第三，虽然皇帝如此勤勉，如此照顾外国人，但当一个贸易体系变得过于复杂的时候，就丧失了它的活力。只是这时已经无法叫醒国内那些沉睡的人了，因为皇帝自己也是沉睡者之一。皇帝甚至多次表达中国不需要外贸，外贸只是对他国的恩赐，他这么说，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第四，各地的传教活动是严格禁止的，皇帝也屡次下令禁止各种形式的传教。乾隆十三年（1748），专门下令禁止商人从吕宋传天主教。
       第五，国际的巨变已经反映在外商身上，但中国是看不到的。18世纪是欧洲政治巨变的时期。到18世纪末，随着人文主义的发展，在法兰西发生了大革命，并再次影响了世界，加上英、法在全世界的争夺、美国的独立，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亚洲的影响，就是英国人逐渐独占了印度，并以印度为基地与东亚贸易，印度成为东亚最大的商业国家。而在中亚地区，俄国人逐渐蚕食中亚的汗国，但这个过程要到19世纪方才完成。在海洋上，除了英国，新兴国家美国也开始参与全球贸易，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国人第一次到中国购茶，此时距离《独立宣言》发表只过了八年，而距离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才过了一年。未来，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之后才是法兰西，以及北部的俄国。
       要说中国人完全缺席了世界秩序的重构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商人的确参与了国际贸易，只是中国特殊的双轨制让民间外贸体系极少被记录下来。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两个并行却不相交的世界：商人和海盗能够看到海外的巨变，但他们无法将看到的一切传达给精英群体。而精英群体已经彻底忘记了西方的知识。
       与在西属菲律宾和荷属巴达维亚遭遇压制相比，华人在逼罗和马来半岛地区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们不仅参与贸易，还控制了金融，介入了政治。在华人的帮助下，这里的船队贸易量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一世纪里增加了十多倍。由于曼谷王朝与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曼谷成了华人经济的中心。另外，在马来半岛，华人移民还促进了新加坡的兴起。
       最能体现华人世纪的事件是华人在婆罗洲建立了最早的共和国。这些华人每到达一个地方，往往会建立代表家族和信仰的宗庙，并以宗庙为中心组织社会。在这里，他们兴办学校，娶达雅克妇女为妻，传宗接代。但在经济上，华人又采纳了西方式的更加先进的公司形式。在当时，西方的公司大都采取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形式，有一定的垄断权，既负责贸易，在公司内部也包含了政府职能。这种公司政权是殖民的特殊形式，在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运作上表现出巨大的优势。
       华人也组建了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矿业公司，并拥有行政职能。当时在启蒙主义的影响下，共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华人公司也采取了共和形式。在1776年，最大的两家公司——分别由广东人罗芳伯和陈兰伯领导——决定联合，在西婆罗洲的坤甸成立了一个叫作“兰芳”的公司。
       1777年，这家公司改为共和国，以东万律为都城，在历史上称为“兰芳大统制”，也称为“兰劳共和国”。共和国的首领称为“大唐总长”。
       与西方殖民者不同，兰芳共和国是中国人领导当地人建立的民主体制。当时在东南亚地区还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特别是婆罗洲，更是落后地区，因此，在这里由先进文明带入一个强调民主的、与当地人打成一片的国家，也有着抵御西方殖民的作用。在海外，中国人往往扮演着极其悲壮的角色，他们移民到各处，却受到不同政权的盘剥和屠杀，他们在国内承受着骂名，在海外也受到歧视。主要原因就在于海外的中国人没有形成政治势力。以兰芳共和国为首的中国人试图避开这些陷阱，通过建立政权来获得地位。但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母国的帮助的。
       兰芳共和国成立后，选择向清朝称藩，希望获得清政府的帮助。在西方,任何一个殖民地都会获得母国的帮助；但中国人在海外建立的共和国对于皇帝来说，不仅不是骄傲，反而是祸害。皇帝拒绝提供帮助，这些在海外的英雄对于皇帝来说什么也不是。这导致兰芳这个华人共和国虽然名噪一时，却缺乏强健的根基。他们的优势在于黄金矿产，但他们并不掌握先进的武器，从而很难与西方人抗衡。
       1818年，荷兰人开始试图控制他们，向其征税，但没有达到目的。19世纪，随着黄金开始枯竭，兰芳共和国只能依靠更加不赚钱的农业，到这时，它就逐渐衰落了。1884年，在荷兰人的进攻下，寡不敌众的兰芳共和国被解散。
       外国人与中国人贸易一般用白银支付。在美国人到来时，中国对海外白银的处理已经形成了复杂的规矩。比如，人们更喜欢西班牙铸造的银元，特别是那些印有查理三世或查理四世头像的银圆。19世纪最受欢迎的则是印着费迪南德七世头像的银圆。关于美洲银圆（墨西哥和美国），人们虽然也接受，但必须有一个折扣。这主要是由于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从 16 世纪起就在中国交易，获得了声誉溢价。
       但这种局面很快就有了改变。因为到了18世纪90年代，欧洲的战争大大削弱西班牙的实力，拉丁美洲开始骚动起来，这让西班牙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力变弱，白银开采也出现了衰落直至中断。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已经在一条惯性轨道上，当白银输入不足时，就产生了巨大的金融问题。
       美国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他们迅速取代了西班牙，将美洲的白银送往中国，虽然数量不如之前，却起到了缓解作用。也正是因为世界白银的不足，欧洲对白银的渴求让他们孜孜不倦地尝试将各种货物输入中国，也正是在这时，他们发现了鸦片。再加上中国突然开始接受大量的印度棉花，终于出现了贸易逆差。到嘉庆九年（1804），收支平衡逆转，从此白银开始从中国流入印度和欧洲。之后的白银流向变成了：一方面，美国人将白银运到中国；另一方面，英国人将更多的白银送往印度；最后，一部分印度白银再流入英国和欧洲。
       除了白银之外，美国人还发现了更高级的生态位。随着中国白银的匮乏，仅仅依靠贵金属已经很难维持国际贸易体系的运转了，美国人发现，在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除了喜欢白银之外，也乐于接受英国本土发行的票据。他们跑到伦敦购买当地商业银行的有息票据，再将这些票据千里迢迢地运往广州。通过这种方式，美国人从纯粹的商业转而走上了金融业和银行之路。之后美国人在中国的银行业特别发达，超过了英国人，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发现了全球信用制度带来的生态位。
       清政府对越南海盗的反击非常孱弱，原因在于乾嘉交替之际，清帝国的盛世已成往事，国内的动荡也已出现：在南方发生了苗乱，而在中部则出现了白莲教反叛。皇帝对内陆的反叛更加重视，也就无法兼顾海上了。
       除了称霸海上之外，他们还抢劫陆地上的村庄和军营。由于他们总是有足够的眼线通风报信，官方拿他们毫无办法。海盗另外两项关键性收入是盐业和鸦片。与中国官方的保守不同，海盗对西洋技术简直来者不拒，他们只要发现有用，就会立刻采纳。这些技术包括西洋的枪炮，也包括船只。
       东南沿海的海盗将大清帝国逼入墙角。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只得认清现实。在百龄的建议下，清政府决定重新采取那彦成的最后一步棋：招托。
       比起那彦成，百龄的招抚工作显得更加小心翼翼和处心积虑。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利用内部矛盾，最终分化了海盗，让一部分人投降，再与朝廷一起剿灭另一部分不肯投降的人。
       最先投降的是黑旗大帮的郭婆带，百龄亲自前往接见这位海盗首领。之后，海盗中最主要的红旗大帮，张保和郑一嫂也投降。郑一嫂亲赴百龄府上，通过谈判获得了保留部分船队的权力，张保则加入了清政府的军队，担任澎湖副将。最后，张保、郭婆带等人又与清军联合，剿灭了最后一支海整—蓝旗大帮的乌石二，结束了这个特殊的海盗时代。
       19世纪初的海盗事件为后世提供了太多对未来的警示。事实上，不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而是早在嘉庆十四年（1809），清朝的海军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他们显得如此衰弱，完全无法应付新式的海战，也无法抵挡洋枪洋炮的冲击。指挥紊乱、层层制约、欺上瞒下的情况与后世已经毫无二致。皇帝甚至虚弱到必须与海盗谈判，这与康熙时期无所畏惧的武力只不过隔了两个皇帝而已。
       海盗事件也让海外世界看到了中国的虚弱，也正是从这个事件起，欧洲人已经认定清朝的武力不堪一击。
       皇帝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出的无能和孱弱已经达到极致。但就如同最无能的人往往自尊心最强、最在意别人的尊重一样，清朝在这时偏偏到了最讲究礼仪的时期，在对外关系上也表现出了最强硬的姿态……·
      根据鲁缅采夫的命令，使团最主要的使命有三个：第一，广州通商；第二，新疆通商；第三，东北边界问题。此时恰好处于嘉庆皇帝亲政初期。1796年，在位六十年的乾隆皇帝退位，其子嘉庆继位，是年为嘉庆元年。但直到嘉庆四年（1799）乾隆才去世，嘉庆皇帝终于开始了独立决策。
       但由于生活在乾隆皇帝的阴影之下太久，嘉庆皇帝成了个典型的守业型皇帝。一方面，他杀掉了腐败的大臣和珅；另一方面，他着手平息民间的愤怒，解决白莲教反叛等问题。
       守业，决定了嘉庆皇帝对外政策上两方面的特征：第一是维护稳定，为了稳定不惜任何代价，哪怕牺牲的是发展的机会，任何被认为是麻烦的事情都会被回绝；第二，皇帝由于权威不足，显得更加敏感和自尊，比其他人都更难打交道，许多有关礼仪的事情就更加凸显出来了。
       清朝的前几任皇帝中，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对待俄国使团，以及乾隆皇帝对待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都要通融得多。但到了嘉庆时期，他对礼仪的强调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
       随着皇帝对稳定的强调，大臣们都知道了皇帝的喜好。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也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事畏首畏尾的人物。于是，嘉庆皇帝与蕴端多尔济就形成了绝配，任何企图做事的人都不可能穿透这重重的防御。
       嘉庆皇帝在嘉庆八年（1803）躲过了一次刺杀阴谋，于是变得疑神疑鬼，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持排斥态度。而官员们也发现，只要迎合皇帝的爱好，就可以绕过所有的规矩，为所欲为。帝国的法律系统形同虚设。皇帝对外国人和传教士充满了不信任。
       嘉庆十年（1805）的俄国船队在南方看到了一个不肯接受世界规则的老大帝国，仍在顽强地行使着专横的权力，试图将对待自己臣民的专制规则强加于世界，让它们服服帖帖。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在嘉庆十年时皇帝和两广总督还能管制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但这已经是靠惯性维持，事实上，能够击败中国的对手已经出现，那就是英国人。只是人们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意识到事情已脱离惯性的轨道，为了打破幻象和惯性，历史又走过了三十多年。
       俄国的对华贸易设想在南北方都受阻，无法取得突破，这导致俄国人对于清朝的愤恨一直保留了下来。清朝不仅是在为自己的无知付账，也是为在自己的傲慢买单。嘉庆及其之后的皇帝对涉外事务的粗暴指示可以看作一种现象，表明这个帝国在经过了最初生机勃勃的阶段之后，正在变得僵化，拒绝一切合理的交往，将对方的一切作为都当作对自己的伤害。
       事实上，仅仅将白银外流归结为鸦片的影响也是不准确的，自从18世纪初以来，中国对印度棉花的需求已经导致其从一个贸易顺差国变成了逆差国。即便没有鸦片贸易，中国的逆差也会有一百万元左右，但鸦片贸易显著扩大了逆差，将之提高至六百万元。
       因此，如果清政府真的能够禁止鸦片，对控制逆差是有帮助的，但真正产生逆差的原因，是中英两国间巨大的生产力差距。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技术和效率大大提高。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只有提高生产率一途，而提高生产率必然意味着放松经济，要放松经济，就很难控制鸦片。在集权状态下，要想控制鸦片贸易，就必须采取更加坚决的禁令，对整个海外商业动手，但这又会造成经济的进一步收缩。
       然而，在蒋攸话和阮元的从严政策之下，鸦片贸易却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二人的许多政策虽然从表面上看是符合逻辑的，但实际上根本无法执行。比如，规定保商的甘结政策，具体的要求是：为了防止鸦片输入,每艘外船一到达广州，都必须寻找四位总商承保；一旦船上出现了哪怕一点鸦片，承保的行商都会立刻遭受惩罚。甘结政策执行起来却是这样的：英国船上往往带有鸦片，即便再想维持清白的船长，也不能保证水手身上不带点自用的鸦片；一旦有鸦片被发现，保商就要倒霉，对保商的惩罚往往是高额的罚款，久而久之，就变成政府官员从保商身上寻找敲诈的借口；保商不再敢承保外船，而外船无人承保，就无法在广州贸易。表面上自洽的一道命令，到最后却变成了杀死整个贸易体系的政令。
       在这之前，鸦片和正常贸易是并行的，为了惩治鸦片贩子，需要鼓励正常贸易。但二人的政策严重地干扰了正常贸易，最后使得那些想靠正常贸易赚钱的人也死了心，更多的人为赚钱干脆转向非法的鸦片贸易。
       与此同时，鸦片贸易向珠江口外转移，由于清政府缺乏海军，无法管理外洋洋面，于是在广州之外形成了庞大的走私市场。这样，原本可控的鸦片市场反而向着不可控滑去，变得越来越难管理，也越来越大了。
       由此也产生了臭名昭著的“伶仃模式”，即离岸交接模式。伶仃岛成了重要的鸦片集散地和批发地，而泉州等地则成为二级批发地，由零售商自提，再分发到各地的零售市场。
       就在鸦片越来越泛滥、失控的时候，最后的打击来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东印度公司失去了对华贸易的垄断权，于是，散商的鸦片船冲垮了清政府仅有的那一点防范堤坝……
       行商之所以大规模破产，与清政府对行商的过度压榨有关。由于外贸是广州的主要财源，一旦有了财政需求（不管是常规的还是非常规的），或者官员需要灰色收入，首先考虑的压榨对象都是外贸。最初时，政府的财政冲动依靠增加对外商的苛捐杂税来满足，但后来由行商负责清缴税款后，行商不可能将各种杂税都转嫁给外国人，于是他们自己承担的费用就越来越多，直至被压垮。
       一份保留在外国人记载中的表格，留下了行商需要给清政府缴纳的非税贡献，其中既包括给朝廷的礼物，也包括出现军事行动之后的特别军费，还有给皇帝的生日孝敬。山东出现了饥荒，也要从行佣中出一笔贡献；黄河需要治理，广州的行商们也必须有所表现。
       所以，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实质是：不是没有人知道真相，特别是19世纪之后，帝国的军事实力之孱弱，在沿海的精英阶层中已经是共识了，但这真相在集权制度之下却无法传递给皇帝，供他决策。也就是说，皇帝预设了立场（华夷秩序），只有符合这个立场的信息才能回馈给他，而当这个立场已经与真实世界严重不符时，哪怕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真相，皇帝的决策也依然不会改变。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苛责皇帝（具体来说，是当时的道光皇帝），因为在封闭环境中接受教育和长大的人，是学不会开放思维，也不会接受新知识的。大权在握的皇帝所接收的信息就足以支撑他决策的正确性——最终的问题在于封建集权式制度而不是个人。
       另一个现代人充满了误解的问题是关于“改革开放”。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改革时期，也不缺乏开放时期。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人错误地将改革与历史上的变法对应起来。虽然“改革”与“变法”在字面上接近，在内容上却是南辕北辙的。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松管制、减少干预，目的是赋予民间经济更多自由；而历史上的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汉武帝变法、唐朝的两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却大都以收紧权力、加强干预、增加财政为目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变法都产生了挤出民间财富、达到普遍贫穷的结果。古代历史上真正的改革时期，对应的是以汉朝的文景之治为代表的休养生息的时期，几乎在每个朝代初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宽松时期，减少权力的任性、强化民间的自治，从而达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
       而在中国古代，大的开放时期也至少出现过四次，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佛教和西域知识的大量引入，唐宋时期所代表的开放精神和面向海洋，元代的世界思维，以及明末的西学运动。这四次的开放并不比现代这一次弱。
       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困扰了两千年的问题是：不管一个时代采取了多少改革和开放的措施，但到最后，集权主义所产生的稳定需求，最后都会导致权力重归闭塞，将之前的所有成果尽数推翻。
       人们普遍认为明清都属于中国封建集权的高峰期，但明朝的官员、文人和社会相对于清朝，依然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使得明朝时对西学感兴趣的人群是庞大的，正是他们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大翻译运动。而到了清朝，随着密折制度的建立，集权的加强，大臣们已经失去了独立决策的机会，都以当皇帝的奴才为荣。因此，即便是康熙时期，对西学感兴趣的也只有皇帝一人而已，在大臣和社会群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独立思考、接纳西学的人群。
       康熙皇帝本人虽然推崇西方传教士的学问，却只是让传教士和西方技术为自己服务，他并不想推广西学，甚至害怕人们在西学的影响下产生抗拒权力的手段和思想。他对西学的态度，是禁止人民学习，只准自己利用。这就锁死了西学，使之无法在全国产生影响，将西学变成了皇帝圈养的金丝雀。西学的圈养化产生了最坏的结果：当一个对西方知识更加无知、思想上更保守的皇帝上台时，就轻而易举地结束了中国的开放之路。
       闭关锁国并不是硬性地将所有的贸易断掉，而是在保留了部分对外贸易的名义下，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出台各种互相抵触的政策，在官僚执行过程中，让对外贸易变得困难重重，直至无法顺利地进行，从事实上将国门关闭。
       闭关锁国也不是被迫的，而是一个制度性的自主选择。由于集权式制度对开放性的天然恐惧，皇帝更倾向于禁止百姓接触海外新事物、学习新知识，从而利用制度和舆论的力量，将百姓闭锁在信息大坝之内，最终产生对世界的厌恶和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