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作家的书我都极力不推荐，存在历史错误和盲目结论（失去的三百年）书评-钻石棋牌

这本书用少得可怜的史实 讲故事模式，成功加深了人们对闭关锁国的刻板印象。在这里，仅列举几条以供参考。 第一，乾隆二十二年实行所谓广州一口通商，是指西方贸易限制在广州，而上海、宁波、厦门仍然对接日本、琉球和西班牙的贸易。四个通商口岸是长期存在的，没有关闭。 第二，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一直都是由专制国家垄断，行商与公行只不过是这种习惯的传承，并不是哪个皇帝或者哪个政权异想天开的创造。公行不仅进一步加强了行商的垄断经营权，也避免了行商之间的零和博弈。因此，公行是一种垄断所有权和垄断经营权分离的产物，两广总督是这个所有权的代表，体现了行商贸易本身就是官商结合的一部分。所谓“无官不贾，无贾不官”说的就是行商、公行和广东官僚的关系。可见，这是暴利，这是天然的腐败重灾区。广东官僚既是商人的保护伞，又是清政府敲诈勒索的执行者。作者却片面地认为，广州是一口通商之后才“垄断”迅速腐败的，与西方人做生意的广东官僚都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第三，鸦片贸易的存在应当有很久的历史，不是突然之间出现，一般工业国家的商品难以输入农业国，而东方的茶和丝织品运销海外，因此清朝理论上应该长期有大量白银流入，但实际上嘉庆年间白银已经开始外流了。嘉庆元年，诏令禁止输入鸦片。上述史料完全能把鸦片贸易追溯到乾隆年间。而鸦片输入久禁不止，和官商结合的专制垄断贸易有很大关系，有的行商为鸦片开方便之门，有的官吏更是保护行商，除此之外，一些非法走私也受到了部分行商保护。 第四，行商不是受害者，他们是垄断经营权的直接获益人，是代表政府的商人，受到公行保护，根本不是社会歧视的对象。“广州体系”导致官商勾结、给清政府勒索商人提供了捷径，也最终导致行商破产。在清政府不断勒索下，这些商人与西方同行贸易时根本没有充实的资本，他们不得不向外国商人借贷，在借贷中越陷越深，要么因为行欠而破产，要么迅速地从清政府的附庸转变成国外资本主义的附庸。在这些吃着老本的行商崩溃之后，私商泛滥和鸦片贸易便瓦解了“广州体系”。外商也不一定是受害者，虽然外商自由受到限制，但清政府从来不管西方商人拖欠的债务，外商欠钱可以不还，外商胆子也就越来越大，导致外商认为鸦片战争前广州“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和安全”(《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第五，传教士只是宗教人士，不能为东方提供源源不断的西方知识。有的传教人士温和儒雅、学识渊博、深耕宗教学说，受到了部分东方士大夫的欢迎。传教士中不乏一些擅于学习他国文化又极为包容的人，他们与士大夫们交流学问，确实是最早一批西学东进的推动者。但是包容只是一时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从罗马教廷赶来的新传教士还是有很浓重的欧洲至上主义，认为一些东方礼俗不可接受，士大夫和中国信徒便远离了天主教，好像也回到了互不包容的阶段。随着教皇发布禁令，皇帝和教皇的关系被激化，天主教的生存更加艰难。 我们承认传教士确实推动了西学东渐，但是依靠传教士吸收西方知识是不持久、不够有效的。教会有选择性地传播西方知识，将新的发现发明视为异端邪说，毕竟传播知识不是主业，研究教义、打击异端、传教才是主业。教会总是在争论东方人的礼仪文字会不会亵渎上帝，他们向东方传教的机会随着争论被一步步压缩，西学东渐便停滞了。在这个过程中，东方并不是主动向西方学习，所以西学的研究热情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