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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龙,在历史书写上,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与人》、《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他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实地探访与古藉探寻结合,视野广阔锐利,每读之下,总有新意。 《失去的300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是郭建龙在@浙江人民出版社 #经纬度 丛书2024年出版的新书,值得期待。 人们普遍认为,东西方发展的分水岭在于明朝时的地理大发现。但事实上,在更早的宋元时期,蒙古帝国对东西方给予了不同的刺激。 在元世祖忽必烈之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回大汗国,在欧亚迅速扩张,在四大汗国内部,虽然分治,但商业上依旧畅通。 欧洲向往“铺满黄金”的东方之地,这种重商主义精神导致地理大发现。 而在中国,游牧民族的不断入侵却让内陆变得越来越“排外”,靖康耻以及临安陷落(崖山)给汉人带来奇耻大辱。随着明朝的建立,建立以排外和稳定为基石的模式,对海洋采取严格的防范。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达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并非以促进贸易为目的,却代表了明朝对民间航运事业的收编。借建立国家船队的机会,限制民间造船,并推出海禁政策,造成中国造船业的衰落,使得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突然衰落。还有就是如此庞大先进的船队无法产生利润,在支持扩张的永乐皇帝离世后郑和被召回。“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1516年,第一位来自西方的使节葡萄牙人皮列士来到中国,带着国王诏书,请求建立稳定的贸易联系。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葡萄牙人被驱逐,皮列士病死在明朝狱中。这第一次与西洋相遇,它确实是封闭的。但已有睁开眼睛之人,学习造西洋大炮,在沿海地区装备大炮“佛朗机”。 他们的开放要在几十年后,利玛窦进京,许多的官员迅速接受新思想和新科学,徐家汇之徐光启成为天主教徒,他是中国历史上担任过宰相级高官的天主教徒之一…第二次大翻译运动开始,几乎将所有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都引入了国内,不仅翻译图书,而且每一门学科都有人去研究并转化为真正的知识~~ …这本书太好看了,几乎每一节都有新知识。大开眼界!必须多读!